【九評徵文】中共統治前後中國社會的變遷與反思（一）

⾃1949年中共建⽴政權以來，中國社會歷經劇烈變⾰，這些變化不僅深刻改變了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化格局，還對⼈民的⽣活⽅式和社會結構產⽣了深遠⽽持久的影響。無論是對國家結構的重塑，還是對民眾⽇常⽣活的深度滲透，中共政權的強⼒⼲預無疑塑造了當代中（共）國的⾯貌。在這⼀過程中，通過「偷梁換柱」的⼿法，灌輸「愛黨就是愛國」、「中共等於中國」的錯悟理念，將原有的神傳⽂化價值觀和社會道德秩序取⽽代之，將⾺克思主義及無神論的理念強加於社會，並系統性地削弱了傳統⽂化的影響⼒。這些變⾰不僅在短期內引發了劇烈的社會震盪，也在⾧期中改變了中國的⽂化脈絡，使得它們潛移默化融⼊在近代⼈的⽣活裡。

在中國歷史的⾧河中，確實沒有⼀個政權像中共這樣，在執政期間造成如此⼤規模的社會問題與國民不滿。無論是在政治壓迫、社會不公、⾔論封鎖、還是對異⾒的鎮壓，中共的統治模式與⼿段都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個朝代，並且在當今信息化、全球化的時代，其⾏為與態度更引起了國際社會和中國⼈民的強烈反彈。

⾯對這樣的政權，民間的不滿與反抗情緒逐漸積壓。如今，中共的統治正⾯臨著前所未有的內外挑戰：社會的不滿情緒愈加強烈，年輕⼀代的民主訴求⽇益⾼漲，國際社會對中國

⼈權狀況的批評聲⾳不絕於⽿。尤其在中共強化了對⾹港、台灣以及境內民族、宗教的打壓後，國內的反對聲⾳也愈來愈無法抑制。

本⽂將通過對⽐中共統治前後華夏⽂化與社會變遷，對當今中（共）國所⾯臨的諸多問題進⾏反思，並進⼀步探討中共政權的危害及摒棄中共對中華民族的影響。

（⼀）中共統治前後的中國社會對⽐：從傳統⽂化、敬天信神到無神論的轉變

華夏民族⾃古以來，擁有深厚的傳統⽂化根基，並且敬天信神是其⽂化特⾊之⼀。傳統中國社會中，天命思想和對神靈的敬畏浸透於⼈們的⽇常⽣活和精神世界。⽽中共⾃建政以來，秉持無神論理念，對傳統的宗教信仰和天命思想進⾏了系統性的排斥和改造。這種從信神到無神論的轉變，不僅影響了中國的⽂化⾯貌，也改變了中國⼈民的精神⾯貌和價值觀。

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觀

儒家強調「天命」，認為天賦予君主和統治者合法的統治權⼒，並且有義務維護社會秩序與⼈民的福祉。這種天命觀不僅影響了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深⼊到社會的倫理道德中。

例： 周公治國理政的天命思想：周朝建⽴初期，周公旦以天命為理據來執政，認為⾃⼰是「受命於天」，這⼀觀念對後來的封建統治有深遠的影響。中國歷代王朝的建⽴，常常伴隨著「天命」與「天意」的合法化辯護。

道教和佛教的神靈信仰

除了儒家，傳統的道教與佛教對神靈的崇拜也深遠影響了中國⼈民的精神世界。道教推崇「天尊」與各種神祇，並強調⼈與⾃然的和諧，⽽佛教則倡導冥冥中有神佛掌控眾⽣命運，尤其是在民間，信仰神明和祭祀活動是⽇常⽣活的⼀部分。

例： 祭天與祭祖儀式：中國傳統的祭天儀式強調對天神的崇拜，這是⼀個深具政治象徵意義的活動，帝王以「天⼦」⾝份向天祈求國家安寧和豐收。

民間信仰

中國的民間信仰充滿了對神靈的敬畏與追求，這些信仰滲透到⽇常⽣活的各個⽅⾯，無論是農業⽣產、婚嫁、⼦嗣還是疾病，民眾都會依賴神明的庇佑。各地的廟會、神像、⾵⽔等元素在民間普遍存在，顯⽰出敬天信神的根深蒂固。⽽在中國的各地，每年都會舉辦各種廟會和祭祀活動，祭拜地⽅神明或祖先，祈求五穀豐登、家庭平安。

（⼆）中共建⽴政權後的無神論主義：對宗教信仰的排斥與替代

⾃1949年中共建⽴政權以來，無神論成為官⽅的⽴場，中共提倡⾺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神論思想，並將其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之⼀。中共主政後，對傳統的宗教信仰進⾏了強烈的打壓與取締，並推動了集體主義與世俗化的思想觀念。

⽂化⼤⾰命期間的極端無神論⾏動

在⽑澤東的領導下，⽂化⼤⾰命（1966-1976）期間，對宗教信仰的打擊達到了頂峰。中共主張「破四舊」——即破舊習慣、舊⽂化、舊思想和舊⾵俗，將⼀切傳統⽂化視為封建迷信，將對神靈的崇拜視為思想上的落後與有害元素。這⼀運動不僅摧毀了⼤量的宗教場所，還抹去了許多民間信仰的痕跡。

例：

⊚ 破四舊運動：無數寺廟、道觀和佛教場所遭到摧毀，許多神像、經書和宗教⽂物被焚燒或毀壞。即便是⼀些信徒的宗教儀式也被視為「迷信⾏為」，加以禁⽌。

⊚ 對宗教領袖的迫害：不少佛教僧侶、道教道⼠及基督教牧師等宗教領袖被視為「反⾰命分⼦」，遭到迫害和監禁。

無神論教育與思想控制

中共建政後，無神論教育成為學校、媒體及各類宣傳⼯具的主要內容。從幼兒園到⼤學，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成為課程的核⼼，科學與現代化的理念被強調，⽽傳統的宗教信仰則被視為落後與不合理的。

例：

⊚ 學校中的無神論教育：在中共政權的教育體系下，學⽣們從⼩便接受⾺克思列寧主義、⽑澤東思想等無神論理論的灌輸。這些理論強調唯物主義，否定了宗教信仰的價值，並在學校的課程中貫徹無神論思想。透過各種宣傳⼿段，學校不僅讓學⽣學習無神論的理論基礎，還塑造了年輕⼀代對神佛信仰的疏遠與冷漠。

這種⾧期的無神論教育，逐漸形成了⼀種無形的社會氛圍，讓宗教信仰的存在顯得越來越遙遠，甚⾄成為⼀種「不合時宜」的存在。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許多年輕⼈對傳統的道德倫理與德⾏價值漠不關⼼，對於儒家、道家等傳統⽂化中的道德觀念缺乏認同，反⽽更為注重個⼈的功利與物質追求。

這種教育⽅式的影響，已經深刻地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層⾯。年輕⼈普遍缺乏對靈性與道德的探索，這使得整體社會在追求物質和利益的過程中，對於精神層⾯、道德規範的重視⼤為減少，從⽽導致了某些社會問題的加劇，如道德價值觀的滑坡、社會⾵氣的浮躁 等。因此，無神論教育不僅是對宗教信仰的壓制，它還在無形中改變了整體社會的⽂化脈絡，並對未來的道德和倫理繼承產⽣了深遠的影響。

⊚ 對信仰活動的嚴格管控：如今，即便在中國，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等宗教活動仍受到嚴格監管和控制，宗教場合經常遭到封禁或限制，教徒的集會和傳教活動時常受到打壓。

中（共）國的「信仰興起」與⽭盾

隨著改⾰開放以來，尤其是21世紀初，宗教信仰的復甦似乎在某些層⾯上逐漸顯現。然⽽，這⼀現象與中共的無神論⽴場卻存在著本質上的⽭盾。

在過去的數⼗年中，中共對宗教的打壓政策⼀直是其治國⽅針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建國初期，無神論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核⼼。然⽽，隨著中國⽇益融⼊全球化的經濟體系和國際政治舞台，中共對宗教信仰的態度逐漸出現微妙變化，「放寬」部分宗教限制的做法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從某種⾓度來看，這⼀轉變似乎更多是出於對國際形象的考量——即中共放寬宗教限制，正是為了避免再次背負來⾃國際社會的強烈指責與罵名。

例如，當中國與西⽅國家進⾏⾼層交流或簽訂經濟協議時，中共往往會放鬆對某些宗教活動的監控，並表達對宗教⾃由的⽀持。這些做法，無疑是出於避免進⼀步背負來⾃國際社會的指責，特別是在宗教和⼈權問題上的負⾯評價。

儘管如此，這⼀放寬措施並⾮基於對宗教⾃由的真正承認或⽀持，⽽是出於中共希望改善其國際形象，維護國際關係的需要。中共在放寬宗教限制的同時，仍然保持對宗教的嚴格控制，尤其是對⼀些被視為威脅政治穩定的宗教團體，如⼀些未經政府批准的基督教地下教會，仍然進⾏打壓。此外，中共對宗教活動的監控依然存在，許多宗教場所和宗教領袖仍需遵循中共的指導與審查，並確保其活動不會挑戰政府權威。

例：

⊚ 基督教：隨著改⾰開放和社會變⾰，尤其是城市化進程的推動，基督教在中國的信徒數量顯著增⾧。儘管如此，基督教教會在中國的發展仍⾯臨中共政府的監控與打壓，許多地下教會和家庭教會仍然是⾮法存在，政府對其活動進⾏嚴密監視。官⽅認可的三⾃教會雖然可以合法存在，但也要受限於政府的⼲預和管理。

⊚ 道教與佛教：佛教寺廟和道教觀廟在⼀些地區得到重建和修復，並且吸引了⼤量信徒和遊客。然⽽，儘管如此，這些宗教活動仍然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管，尤其是在⼀些具有民族和政治意涵的宗教領域，例如藏傳佛教等，這些群體的活動會遭遇更為嚴厲的打壓。

總的來看，中共放寬宗教限制的⾏為，這⼀政策的背後，反映了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須在維護政權穩定和提升國際形象之間尋求⼀種微妙的平衡。儘管宗教信仰的復興在中（共）國社會中有所顯現，但中共的根本⽬標依然是加強對宗教的掌控，確保其政治統治不受威脅。

（三） 中共建⽴後的中國：民眾歷經暴政與社會動盪

⽑的社會改造與鄧的改革開放

1949年，⽑澤東領導的中共政權宣告所謂中國進⼊新時代。然⽽，隨著中共政權的建⽴，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化及⼈民的⽣活影響卻是巨⼤的。⽑澤東及其領導集團通過⼀系列的政策和運動，如⼟地改⾰、⼤躍進、⽂化⼤⾰命等，對中國進⾏了徹底的社會改造。

⊚ ⼟地改⾰：1949 年後，中共實⾏⼟地改⾰，強⾏將地主的⼟地分配給貧苦農民，表⾯上是為了解放農民，實際上卻伴隨著⼤規模的暴⼒與社會動蕩。數以百萬計的地主和富裕農民遭到迫害和殺害，⼟地的重新分配並未帶來社會的穩定，反⽽加劇了社會的撕裂。

⊚ ⼤躍進：1958 年，中共推⾏⼤躍進運動，試圖通過強制集體化和⾼強度的農業與⼯業⽣產來達到經濟快速發展的⽬標。然⽽，由於政策的極端性和對現實情況的忽視，⼤躍進最終導致了空前的災難。⼤規模的飢荒和疾病蔓延，根據估計，⼤約有3000 萬⼈死於飢餓。中共的集體化政策不僅未能提⾼⽣產⼒，反⽽讓農村社會陷⼊極度困境。

⊚ 改⾰開放後的變遷：經濟增⾧與政治壓制：1978 年，鄧⼩平提出改⾰開放，試圖通過經濟改⾰來引領中國⾛向現代化。隨著市場經濟的引⼊，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驚⼈的成 就，數億⼈脫貧，國家經濟快速增⾧。然⽽，近年來「向錢看」的經濟導向和財富追求卻帶來了不少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在多個層⾯表現出來，涉及社會不公平、環境污染、貧富差距、道德滑坡等。

貧富差距加劇：房地產市場泡沫

近年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被視為財富積累的主要途徑。為了促進經濟增⾧，地⽅政府和

⾦融機構往往⽀持過度的房地產開發。然⽽，這種過度依賴房地產的經濟模式加劇了貧富差距。

⊚ 案例：恆⼤危機（2021 年）

恆⼤集團的債務危機是近年來中國房地產⾏業最⼤的⼀宗事件之⼀。恆⼤是中國第⼆⼤房地產開發商，債務規模龐⼤，涉及資⾦鏈斷裂和⼤量中⼩投資者的損失。恆⼤危機暴露了中國房地產泡沫背後潛藏的⾵險，同時也暴露了「以房養房」經濟模式下的財富不公：很多普通家庭被迫背負巨額房貸，⽽⼀部分富有企業家和地產開發商則通過⼟地開發和資本運作獲得了巨⼤的財富。

恆⼤危機不僅影響了房地產市場的穩定，還加劇了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泡沫，普通⼈更難通過購買房產實現財富積累。更重要的是，由於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性質，部分地區的房價遠遠超出了當地居民的承受能⼒，導致了貧富差距的進⼀步擴⼤。

教育不公：教育資源的壟斷

近年來，教育⾏業在中國逐漸變成了財富和階層流動的重要場所，但也因為市場化和過度商業化的因素，出現了嚴重的教育資源不公問題。富裕家庭往往能通過額外的教育投⼊讓孩⼦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貧困家庭則被排除在優質教育資源之外。

⊚ 案例：雙減政策後培訓市場的變化（2021 年）

2021年，中國政府發布「雙減政策」，旨在減少課外培訓負擔和家庭教育⽀出的壓⼒。但政策實施後，雖然禁⽌了部分學科類培訓機構的盈利活動，卻也導致了部分民營培訓機構的倒閉。這⼀政策的背後，反映了中國教育體系中對家庭財富的依賴：富裕家庭往往能夠通過昂貴的課外輔導、海外教育等途徑讓孩⼦脫穎⽽出，⽽低收⼊家庭則無法享受這些資源。

這⼀現象導致教育不公平問題加劇，貧富家庭之間的教育鴻溝更為明顯。尤其在⼀些⼤城市，教育資源的爭奪更是體現了「有錢能使⿁推磨」的現象，導致了普通家庭的孩⼦在教育上處於劣勢。

環境污染與「向錢看」

隨著中國經濟的⾼速發展，很多地⽅政府和企業都更加注重短期經濟利益，忽視了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為了追求GDP的快速增⾧，⼀些地⽅政府和企業忽視了環保標準，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

⊚ 案例：⾧赐號事故與⾧江污染（2021 年）

2021年，⼀艘名為「⾧赐號」的船隻在⾧江上發⽣了⼤規模污染事件。據報導，⾧赐號在通過⾧江時，由於船舶過載和不當操作，洩漏了⼤量的化學品和廢⽔，導致了⾧江流域的污染問題。這種問題的根源與中國部分地區對經濟增⾧過度依賴，忽視環境保護有關。在追求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部分地⽅政府和企業未能嚴格執⾏環保法規，最終導致了對⽣態環境的嚴重破壞。

⊚ 案例：霧霾問題（年年反復）

儘管近年來中國政府已采取了⼀系列措施來治理⼤氣污染，但「霧霾」問題依然嚴重，尤其是在北⽅⼀些⼯業重鎮。例如，北京、河北、⼭東等地在冬季經常出現嚴重的霧霾天氣，影響了⼈們的健康。霧霾的根源之⼀，是⼀些地⽅政府過於依賴傳統⼯業和重化⼯業來推動經濟增⾧，忽視了環保法規和綠⾊發展的必要性。

社會道德滑坡：拜⾦主義和⾦錢⾄上的價值觀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些⼈開始追求財富積累，導致了社會中「拜⾦主義」和⾦錢⾄上的價值觀逐漸泛濫。與此同時，社會道德和精神⽂化逐漸被忽視，導致社會⾵氣的變差。

⊚ 案例：網絡「帶貨」現象與虛假宣傳

網絡平台上的「帶貨」現象在近年來異常⽕爆，很多網絡紅⼈通過誇⼤其詞的宣傳、虛假的產品推薦等⼿段，賺取豐厚的佣⾦。然⽽，這種現象反映了社會中越來越盛⾏的「為了賺錢不擇⼿段」的價值觀。為了追求短期的經濟利益，⼀些⼈不惜犧牲社會責任和消費者權益，進⾏虛假宣傳，導致了信任危機和社會道德的滑坡。

在⼀些情況下，商家和平台為了追求利潤，忽視了產品的質量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甚⾄通過操控輿論和數據作弊等⼿段來提升銷量，這種現象的蔓延使得社會更加注重個⼈經濟利益，⽽忽視了公平和誠信。

健康與⾷品安全問題

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很多企業為了追求更⾼的利潤，忽視了產品的安全和質量標準，導致了⾷品安全問題的頻繁發⽣。

⊚ 案例：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08 年） 儘管這個事件發⽣在2008 年，但其影響⾄今仍深刻，反映出中國「向錢看」的市場化取向可能導致的嚴重社會後果。三聚氰胺奶粉事件 中，⼀些奶製品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提⾼利潤，在奶粉中加⼊三聚氰胺這⼀有毒物質，導致了⼤量嬰幼兒受害。這⼀事件暴露了中國部分企業追求經濟利益時對社會責任和消費者健康的忽視。

這些具體案例都表明，在中國，隨著「向錢看」的市場經濟逐步成為主流，⼀些社會問題的加劇也是不可忽視的：貧富差距的擴⼤、教育資源的不公、環境污染的加劇、社會道德的滑坡等。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