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土改是中共對土地所有者的搶劫，那麼糧食「統購統銷」則是對農民的農副產品的變相洗劫——至少是強買強賣。
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麵粉工業的原料有相當一部分是進口小麥。1949 後中共為了省錢，停止了城市的糧食進口，而城市人口和工業用糧卻在增加，從而造成糧食緊張，當時全國農戶有一億幾千萬戶。國家直接向一家一戶收購糧食嫌困難和麻煩，中共為了控制糧食資源，強迫分散的農戶組成合作社，農業集體化、生產隊化、公社化。
所謂「統購統銷」，就是中共以極低廉的價格強迫農民交出所有「餘糧」，及生豬、雞蛋、糖料、桑絲、蠶繭、黃紅麻、烤菸、水產品等等，再以低廉的價格供應給城鎮居民定量口糧。農民除上交「公糧」（相當於地租）外，中共定義的「餘糧」全部上交後，剩下的糧食才是自己的口糧，種子及飼料。而餘糧多少由中共政府說了算。
統購統銷，從1953年開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
中共不僅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還對生豬、雞蛋、糖料、桑絲、蠶繭、黃紅麻、烤菸、水產品等實行派購，品種多達132種。也就是說，這些產品農民都不能自由買賣，價格也由國家統一規定。全國城鄉居民所需要的糧食、布匹、食油、豬肉等生活資料，全憑國家印發的票證供應。票證達十幾種，成了第二貨幣。
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低於其價值，而賣給農民的工業品高於其價值。這就是所謂「剪刀差」。「剪刀差」實際上是一種「暗稅」。農民向國家除了繳「明稅」，即公糧以外，在銷售農產品的同時，還上交了「暗稅」。
從實行統購統銷以來，中共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到底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專家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計算，其中最高估計是7000億元，最低估計是4481億元。
剪刀差使中國農村一貧如洗。統購統銷也加劇了城鄉分裂，拉大了城鄉差距。正是中國農民這一份貢獻，為中共國的工業建設提供了原始積累，從而建立了初步的工業基礎和「兩彈一星」。
按說國家收購的本應當是農民的餘糧，但中共把餘糧的指標定的很高很離譜，糧食收下來一律就地徵購，甚至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都收走。
自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農村糧食十分緊張，中國農民因此一直處於半飢半飽狀態。對於這一點，中共並不避諱。
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毛澤東說的更白：「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
可見毛劉心裡都明白，他們對農民的口糧剝奪其實並非「仁政」，但在他們看來，必須服從於他們堅信的打贏「世界大戰」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由此就不難明白為何農民會餓死了。
餓著肚子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當然不樂意。因此，為完成過高的統購任務，必須施以政治壓力。
中共把所謂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徵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徵收過程的暴力性。
有些地方，對沒有完成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遂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
1954年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莊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16人，嚇跑3人，一些農民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抗議。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對農民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
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徵購51億斤，占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抗拒，中共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112%。統購中因抗拒死了134人。龍游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一個村了解到，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男兒有淚不輕彈，杭縣開擴大幹部會時，鄉村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
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中共虛報產量，徵購過多，1955 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3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
但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飢餓的哀嚎，中共都當成是農民中的反對社會主義的的呼叫聲，當做反革命煽動的結果。
中共不僅無視農民的飢餓狀況，而且加大統購和出口糧食，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39億斤。因而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反抗。在甘肅通渭、貴州麻山曾發生過大規模的騷亂。湖南常德地委做出決定：「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1954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16人被處決，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
反右時期，中共在農村以「統購統銷」的名義逼死好多人，比城市裡的反右更狠。
1957年在農村與反右同時開展的叫「社會主義大辯論」，主要針對1953年強制推行的統購統銷政策優劣展開的辯論。名為辯論，實際上是必須服從。如果你說統購統銷不好就批鬥你，直到整死你。
據中共中央辦公廳資料，1957年9月份在湖南、四川、山東、河南等8省農村大辯論中自殺身亡的農民的統計數字顯示：僅僅一個月湖南死400多人，四川217， 山東93，河南77，河北58，貴州181，廣西276，青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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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