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共產黨》一書中說：「共產黨控制的殘酷性不僅僅在於肉體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漸變成沒有獨立見解，或有獨立見解，卻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統治目的在於給人人洗腦，讓他們想共產黨所想，言共產黨所言，行共產黨所倡導的事。」
在中共長期的、無孔不入的思想控制和洗腦宣傳下，中國人民的思維方式被深深打上中共的烙印，淪陷於中共的話語系統中，被剝奪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氣，唯中共馬首是瞻而失去正常判斷，形成了很多違背常識的扭曲的、變異的觀念。
本系列文章旨在歸正被中共歪曲的一系列事實和觀念，回歸常識。讓更多中國人民走出中共意識形態控制的桎梏，並最終認清中共的本質，退出中共黨團隊邪惡組織，擺脫其精神控制，走向自由、新生和光明而美好的未來。
引言
「黨養活了人民」是中共通過長期教育以及媒體、文藝作品等系統性灌輸之後，所形成的深入人心的宣傳理念，是中國人在中共洗腦下形成的常識性錯誤之一。
從出生開始，中國人就接受把黨（中共，下同）比作母親、黨媽養育了人民、人民的一切都來自於黨等觀念，比如人人都要念茲在茲的：「我把黨來比母親」、「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一切歸功於黨、獻給黨」等等。取得成就要感謝黨的「教育之恩」；受到打擊也要感謝黨的「關懷之恩」；被「平反」還要感謝黨「知錯能改」；餓殍遍野，黨仍然是「偉光正」；只要還有一口飯吃，就要感謝黨的「養育之恩」，感謝「黨養活了人民」。
然而，這一切都是中共的洗腦術，是徹頭徹尾的謊言，目的是塑造黨對人民的「恩賜者」形象，製造「感恩」黨的文化，強化人民對黨的依附感，弱化人民的主權意識，從而逐步替代和霸占人民主權，變成人民的化身。
針對這種被《九評》稱之為「馬屁文化」的跪舔式感恩黨的中共謊言，本文從政治、經濟和歷史等多層面論述人民與黨的關係——到底誰才是國家的主人，到底誰養活了誰，誰離不開誰。
一、人民是財富的創造者
縱觀古今，是人民通過勞動創造了國家財富，國家運行的物質基礎來源於人民的「供養」（稅收）。
五代十國後蜀後主孟昶曾寫過一篇《頒令箴》以整飭吏治，後世歷代將其中的十六字擷取出來，刻石作《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戒石銘》被立於衙署公堂前，警示官員，誰才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從而對平民百姓心生敬畏，充分理解民間疾苦，以民為本，勤政愛民。
當今，中國納稅人依靠自己的勞動，不但創造了社會財富，還同時供養了政府和共產黨。然而，有關納稅的話題在中國屢屢被弱化甚至扭曲，中國的教科書告誡學生，稅收具有強制性、無償性，「依法納稅是公民義務」，偷稅、漏稅、逃稅要繩之以法，然而，卻對納稅人的權利隻字不提。
「強制性」決定了政府無需通過納稅人同意，想加稅就加稅，想加多少就多少；「無償性」決定了政府通過稅收所取得的收入，既不需要償還，也不需要支付任何代價，政府如何使用財政收入（稅收），既無需向納稅人公開信息，也無需接受納稅人的監督。
而西方國家的納稅人都知道，是他們繳納的稅收為政府提供了財政收入，支持著政府機構的運轉。政府必須為納稅人提供各種必須的公共服務，如學校、交通、圖書、娛樂等公共設施，以及義務教育、公共醫療、養老、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救助等，這是政府的法定義務，是納稅人應得的回報。是人民「購買」了服務，而不是「接受」施捨或誰的恩賜。同時，納稅人有監督政府錢袋子的權利，即政府所有財政收支都必須向納稅人公開，並隨時回答納稅人的查詢，加稅也須經民意代表（國會議員）們反覆討論並通過後才能付諸實施。
相比之下，中共政府稅收近乎黑社會強行收取保護費，不但從不認為自己有責任向納稅人公開財政收入的用途或接受納稅人的監督，而且有意弱化納稅人的概念，忽略納稅人應有的權利，實質上是弱化人民的主權者身分，掩蓋人民創造財富、供養著政府和共產黨的事實，從而利於其顛倒黑白，將人民應享有的公共服務，劃歸為黨的「恩賜」。然而，共產黨並不創造財富，它連自己都無法養活，所謂養活人民更是無稽之談。
《九評》之一《評共產黨是什麼》中指出：「共產黨組織本身並不從事生產和發明創造，一旦取得政權，便附著在國家人民身上，操縱和控制人民，控制著社會的最小單位以保護權力不致喪失，同時壟斷著社會財富的最初來源，以吸取社會財富資源。」
可見，共產黨是附著在國家人民身上，霸占、壟斷了人民創造的財富之後，返回給人民一點點以維持再生產，但卻要讓人民對這「一點點」感恩戴德一輩子。
二、人民不僅養政府 還要養活黨
中國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副院長林采宜指出，中國的行政性支出占總財政支出比重為24%，顯著高於發達國家；而民生支出占比只有34%，遠低於發達國家；其中，社會保障領域及衛生財政支出是世界上最少的國家之一，顯著低於發達國家。
據報導，除了中國，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行政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都在10%以下，但是中國2000年就達到25.7%。2007年，美國民生支出占73%，行政支出只占10%；而中國民生支出僅有25.5%，行政支出卻高達38%。文章稱，中國行政管理費用增長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達到世界少有的程度。
據美國《福布斯》「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名，台灣為全球第三低，中國卻歷年居亞洲之首，是亞洲經濟體中稅務最重的國家，全球排名長年前三。其中，2005年、2009年、2011年全球排名第二，最近一次統計為2023年，全球排名第三。
以上數據不僅表明中國納稅人負擔沉重，也凸顯負擔沉重之源：行政支出占比過高。在正常社會，政黨的活動經費包括競選都靠自籌，不用納稅人負擔。而中國百姓除了面對政府，還要面對組織龐大的共產黨。
國家、政府各部門都有自己的預算，而共產黨卻沒有單獨的預算，它附著於行政部門，其各級黨委工作人員的工資、黨務經費、黨代會會議費用、單位經費及宣傳資料等等，均由行政部門開銷，也就是由納稅人支付。中共的很多部門都是其它正常國家不存在的，例如黨委宣傳部、中共統戰部等，中共為了維護門面，還成立一個花瓶「政協」，這些共產黨領導的所謂「民主黨派」也要人民來養。另外黨為了在國際上交朋友，還需要到處「撒幣」，哪來錢？還是人民納稅的錢。
正如《九評》之八中所說的，「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家裡，在通常的國家機構之上，又附著一個權力更大的黨組織——各級黨委及支部。『黨附體』控制著國家機器，直接從各級政府調用經費，共產黨如吸血鬼，不知從國家社會搶走了多少錢財。」
如果說人民和政府之間是一種對等的勞務關係，即政府官員為人民提供了服務，而人民向他們支付了報酬（賦稅）。也就是說人民支付給政府勞務報酬是應該的，但是，人民憑什麼要支付共產黨的費用呢？人民和共產黨之間，完全是額外的、被強加的養與被養的關係，而不是正常的勞務關係。
中國納稅人既要承擔政府的運作經費，還要無償養活本不該他們養活的附著於政府之上的龐大的共產黨組織，這正是中國的行政開支高居不下，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名列世界前茅的根源。
其實黨自己很清楚，是人民養活了它。為了顛倒黑白，黨要求在新聞媒體報導中不許提「納稅人」三個字。所以絕大多數中國人腦子中完全沒有這個概念，我是納稅人，是我們養活了政府和黨。包括退休職工，都在說，黨在給我們發退休工資。那黨給你發退休工資的錢是哪裡來的？民眾已經被洗腦到基本常識都沒有了。
三、人民是國家之本
人民是主權者，即主權在民，指人民作為一個整體構成主權者，擁有國家的最高權力。這種思想最早出自於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法國重要的思想家、哲學家盧梭的著作《社會契約論》，經過兩個多世紀的豐富和發展，以及西方民主國家政治實踐的檢驗，已經成為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石，並且逐漸成為一種普世價值。
美國憲法序言中，「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都是這種理念的體現。
中國憲法也冠冕堂皇地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然而在中國的現實中，黨才是實際操控中國一切的、至高無上的存在，正是這個土壤，滋生出了「黨養活了人民」的謬論，並且令讓它大行其道。
《社會契約論》的基本思想是，人民讓渡部分權利，組建政府（國家），以便獲得公共服務和秩序保障（如國防、法律、基礎設施）。政府中的執政者是人民的「受託人」（Agent），不論受託人的稱呼是什麼，都「僅僅是主權者的官吏，是以主權者的名義在行使著主權者所託給他們的權力，而且只要主權者高興，他就可以限制、改變和收回這種權力」。
中國傳統政治理念也推崇民本思想。《尚書‧五子之歌》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即百姓為立國根本，根本穩固則國家安寧。從孔子的「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朱熹的「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等等，都是民本思想的體現。在民本思想中，人民是國家的根基，統治者必須以民為本、以民為天。
而「黨養活了人民」、「吃黨的飯」的說法，將黨塑造成了全能的供給者、施恩者，將人民矮化成被施捨者，掩蓋了人民作為國家財富創造者的真實地位，也從根本上顛倒了「創造者」與「管理者」、「主人」與「公僕」之間的委託與被委託的關係，與主權在民的理念和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均背道而馳，是對人民作為國家主權者的侵犯、污衊和越權，也是對中國自己的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打臉。
這種宣傳實質是中共對人民的意識形態控制與話語霸權，並為此壓制批判性思維，任何質疑之聲都會被視為「反黨」而遭遇審查與打壓，目的是掩蓋人民的主權地位和創造力，強化其篡奪人民主權的獨裁統治的合法性
四、黨餓死數千萬人民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前後，中國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大饑荒，餓死約四千萬老百姓，與古拉格群島、納粹大屠殺並列為二十世紀人類最嚴重的三大人為災難。中共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那三年一次自然災害也沒發生過，純粹是一場由中共釀造的人禍。
據中共《糧食部計劃司1962年統計表》數據，當時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庫存403.51億斤貿易糧，折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但是周恩來卻下令不准開倉放糧，寧可將食品爛在倉庫也嚴禁開倉賑災。
面對饑民成批成批死亡，中共不但不開倉救災，還繼續增加糧食徵購和糧食庫存，把農民的口糧、救命糧、種子糧全部徵收一空，然而多徵集上來的糧食，很大一部分用於援外與出口。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年）》第八章寫道：「最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國糧食的輸出竟然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據《中國統計年鑑》記載，1958至1960年，中國糧食持續淨出口，共出口糧食約947萬噸，合190億斤。同時中共對外「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額資金，不但沒有因大饑荒停止或減少，反而增加。在大饑荒最嚴重的1960年，中共卻成立專門的外援機構，外援數額也在這一年激增。
大饑荒期間，面對美國、蘇聯、加拿大、台灣以及國際紅十字會等國際中立組織所提供的國際援助和人道主義幫助，中共一概拒絕。中國紅十字會致電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稱：「在我國沒有發生饑荒」。1961年，毛澤東接待法國社會黨領袖、後來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時，反駁西方世界有關中國發生大饑荒的傳言道：「我再重複說一遍，中國沒有饑荒。」
清聖祖康熙認為自古以來，官僚的各種不良行為中，以隱瞞災情最為惡劣，凡報災延遲的官員都要受懲罰，相反擅自動用錢糧賑災的官員，可免於處罰。康熙九年，淮揚地區大水為患，災情嚴重，康熙不惜截留運往京師的漕米賑災；康熙二十八年，直隸旱災，康熙賑災之餘，還資助貧民購買耕牛和種子，以便及時春播；康熙三十年，陝西旱災，官員未及時上報，康熙在革除失職官員外，還取消元旦筵席，以表達對災民的挂念。
再對比中共黨魁毛澤東的魔鬼言論，「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有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的一粒糧食。」……
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跟黨走」，餓死700多萬百姓，民憤極大，但毛說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來。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緊跟毛，餓死一千多萬百姓，同樣民憤極大，要求懲治，毛、鄧、周、朱等主要領導人都保他。
而開倉放糧，救活了無為縣50多萬老百姓的安徽副省長張凱帆，被毛打成「反黨聯盟」，撤銷職務，逮捕入獄，全家被趕出省府大院，家族中被迫害致死多人，受株連的各級幹部達兩萬八千多人；冒死為百姓開倉搶糧的四川滎經凰儀公社武裝部長李文中，被以發動「反革命武裝暴動」罪逮捕，判刑20年。
由此可見，中共是人民災難的直接推手。中共如果能像清聖祖康熙那樣，以民為本，及時賑災，哪怕只開倉放糧一半，都不會餓死人；或者將外援錢糧用於本國賑災，或者接受國際社會人道主義援助，或者不加征糧食，都不會餓死那麼多人。
越來越多的資料、證據顯示，大饑荒是中共一手導演的人間悲劇，是中共對中國人的有計劃的大屠殺。
人民養活了黨，黨不知感恩，反過來餓死數千萬人民！視人命為草芥，人神共憤啊！這樣的黨怎麼可能養活人民，拿什麼養活人民？！
五、沒有黨 人民將生活得更好
從前文論述不難看出：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是人民「養活了黨」，而不是「黨養活了人民」。下面再從「誰離不開誰」的角度進一步闡述。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共的社會主義搞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為了解決自身的生存危機，免於滅亡，中共不得不退一步，開始經濟改革，把人民的財產權利部分歸還，對人民「鬆綁」。
改革開放後，中國出現的「經濟奇蹟」，是人民辛勤勞動創造的成就，並非共產黨的「恩賜」，而是共產黨放鬆了對人民的束縛（鬆綁）之後，中國人民被壓抑已久的創造力、勤勞和致富慾望得以集中爆發。這恰恰反證沒有黨的束縛，不但不影響人民創造財富，人民還將創造更多的財富。
「中共自認的『合法性』就在於這二十幾年的經濟發展。事實上，經濟的發展正好是中國人民在中共的束縛中被稍稍鬆綁後一點一滴建設起來的，同中共毫無關係。但是，中共卻宣傳成是它的功勞，還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沒有中共，就沒有這一切。大家知道，在許許多多其它沒有共產黨的國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九評》之九《評中國共產黨的流氓本》〉）
即便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共並沒有放鬆對人民的控制和吸血。所以今天，中國依然沒有解決百姓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養老和溫飽問題。國家依然那麼窮，因為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人民創造的天量財富，並沒有在人民自己手裡，而是在黨的手裡，在中共權貴手裡。
事實證明，不是人民離不開黨，而是黨離不開人民。人民離開黨，將生活得更好，而黨離開人民將消亡，因為沒有人民的供養，黨就活不下去。
結語
綜上所述，中共宣傳「黨養活了人民」是對歷史事實的歪曲，既違背主權在民的政治理念和中國傳統的與民為本思想，模糊了人民與權力之間的真實關係，也顛倒了因果邏輯和基本的政治與經濟觀念。
這種論調的危險在於通過強化人民對共產黨的依附心理，削弱人民主體意識和對權力的監督意識，進而篡奪人民的主權地位，令民主與法治失去根基，讓獨裁悄然上位。
中共正是通過這種意識形態控制和話語霸權，掩蓋其長期霸占人民主權，侵蝕人民權利、享受人民無償供養的事實，更重要的是，掩蓋了中共是長期盤剝和壓榨中國人民的附體吸血鬼的本相。
回歸常識就是回歸真相，回歸明辨善惡、是非、正邪的立場，人們將發現，破除中共邪惡、陰險的話語霸權，如同破除中共的網絡封鎖一樣，將直接撕開中共用一系列謊言構築的話語系統，及其掩蓋之下，中共篡奪中國人民主權和實際奴役中國人民的黑幕，將直接挑戰中共的執政合法性，也將直接摧毀中共反人類的暴政。而這正是中共最害怕的。
根據主權在民的思想，人民既然可以委託、授予中共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那麼「只要主權者高興」，人民也可以收回所託給中共的管理國家的權力，不再供養這個黨。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