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6年05月03日訊】今日焦點:鄭念,被稱為「真正的貴族」「上海最後的名媛」。她曾經不關心政治,安享歲月靜好,卻被政治運動害得家破人亡。她一個弱女子,是怎樣反擊中共的呢?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今天,我們要講一個經歷極不尋常的人,叫鄭念。她出身優越,美麗優雅,經常被稱為「真正的貴族」「上海最後的名媛」。
如果不是中共發動的那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鄭念,很可能會在上海安靜地老去,過完一生。
但歷史沒有如果。
十年浩劫,徹底打碎了她原本的生活。她被批鬥、被抄家、被關進監獄,最後痛失女兒。
後來,鄭念把這一切寫進了一本書,中文譯名「上海生死劫」。書裡記錄了那個瘋狂的年代。
今天的節目,我們就一起回顧鄭念的一生,看看一個原本不關心政治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捲進那場無法逃脫的迫害之中。
文革前的鄭念
鄭念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於北京。父親是留日歸國的知識分子,曾在北洋政府任職。
鄭念先後就讀於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學,後來又赴英國倫敦留學,取得碩士學位。她的丈夫鄭康祺是留英博士,兩人在英國結婚,學成之後一同回國。民國時期,鄭康祺出任駐澳大利亞的外交官。
鄭念的獨生女鄭梅平,在二戰期間出生於澳大利亞堪培拉。
鄭念後來在寫給友人張志強的長信中回憶說,在澳大利亞生活的那七年,是她一生中最平靜、也最快樂的時光之一。
中共建政之後,鄭康祺舉家回到上海,受聘擔任市政府外交顧問,不久又出任英資殼牌石油公司上海辦事處總經理。1957年,鄭康祺因癌症去世。此後,英方挽留鄭念繼續擔任總經理助理,直到1966年殼牌正式結束在中國的業務。
也正是在1957年這一年,她改掉原本的名字姚念媛,開始用「鄭念」這個名字,來紀念去世的丈夫。
當時,留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已經所剩無幾。正因為在殼牌任職的這層身分,鄭念和她的家庭,長期游離在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之外。
張志強後來在《上海生與死——我與鄭念》一文中說,在那個年代,上海大概只有十來戶人家,還能像鄭念家這樣,基本維持著「解放」前的生活方式。
鄭念為人低調,不關心政治。和她相依為命的女兒鄭梅平,當時就讀於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學。她品學兼優,開朗、健康,深受老師和同學的喜愛。
抄家 審查 軟禁
鄭念在《上海生死劫》書中回憶說,早在反右運動中,她就已經隱約意識到,政治運動一旦啟動,個人命運隨時可能被吞沒。
她看到,身邊的同事和朋友,有人突然失去工作,有人被隔離審查,原本穩定的生活,開始變得充滿不安。
但那時,這對她而言,更多的是一種背景性的壓力。真正的轉折,出現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
隨著政治氣氛急劇升級,公司裡的環境徹底變了。鄭念被要求不斷參加政治學習,反覆聽取關於「階級鬥爭」的宣傳。她逐漸意識到,在這樣的環境裡,政治立場已經壓倒了一切專業與事實。
很快,她丈夫鄭康祺的經歷,被重新翻了出來。鄭念也因此被列為「需要審查的對象」。
有關人員反覆要求她交代個人經歷和家庭背景,一再追問她丈夫過去的政治身分,以及她長期在殼牌公司工作的情況。
她發現,無論怎樣解釋,對方都並不關心事實本身。那些談話,更像是在不斷暗示:她的經歷,本身就是問題。
不久之後,紅衛兵上門抄家。
她在書中回憶說,紅衛兵闖入家中,翻箱倒櫃,查找所謂的「證據」。書籍、信件、文件被帶走,她和丈夫多年的私人資料被撕毀、沒收。
有人指著屋內的陳設質問她:「這些東西從哪來的?」也有人當面指控她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鄭念試圖解釋,但任何回應都被當作「狡辯」。
抄家之後,她的人身自由被進一步限制,長期處於被監視的狀態。軟禁期間,有關人員不定期上門,要求她繼續接受談話和審查,結論卻永遠是「不達標」。
由於政治身分的變化,朋友和同事開始刻意迴避她,鄰居也刻意和她保持距離。
鄭念,被迫進入了一種孤立的生活狀態。
六年半牢獄生活
後來的一天,鄭念突然被帶離住所。來人只說了一句:「組織上有安排」,她就被送往指定地點,開始隔離審查。
據鄭念回憶,她被單獨關在一間封閉的房間裡。房門長期關閉,窗戶被遮擋,看不到外面的天色變化。房間裡沒有鐘錶,也沒有任何可以閱讀的東西。
她不得與其他被審查者接觸,也無法獲知任何外部信息。她的行動被嚴格控制。起居、談話時間,全部由他人決定。
後來,隔離變成了提審。
鄭念回憶說,提審沒有固定時間,她常常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帶走,提審結束後,再被送回那間單獨關押的房間。
提審過程中,她被要求長時間站立,不能坐下。訊問動不動就是幾個小時,問題反覆圍繞她的家庭背景、丈夫的經歷,以及她在外資公司工作的情況。
她被要求反覆寫材料。前一次寫過的內容,常常在下一次談話中被否定,被要求全部推翻,重新再寫。
隨著提審次數增加,對她的刑訊逼供,也越來越嚴重。
她的雙手被特製的加重方形手銬連日連夜地反銬在背後,致使皮開肉爛,膿血感染,直至昏死過去。手腕上累累的疤痕,從此跟了她一生。
1987年,鄭念在接受《台灣光華雜誌》採訪時說,自己當時拒絕「交代」,原因很簡單,她認為自己沒有錯。
有一次,審訊人員對她說:「別人都交代了,為什麼你不肯交代」時,她回答:「我沒有錯,為什麼要交代?」
對方卻說:「你要是沒錯,全上海一千萬人,為什麼你會入獄?」
鄭念當下反問:「你把貓擱在狗籠裡,怪它不會汪汪,是你錯還是貓錯?」
女兒出事
在鄭念被關押的那些年裡,她始終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更殘酷的事情。
在被關第二年,她二十四歲的獨生女兒鄭梅平,遭到牽連。
鄭念那時被指控為「帝國主義間諜」,鄭梅平多次被逼指控母親,但她不肯為了自保去作偽證、陷害母親。不久後,她在南京路的「上海體育界造反司令部」大樓內,被人活活打死,並從九樓被推下,偽裝成自盡。
鄭念說,在漫長的羈押歲月裡,她始終相信,自己有一天可以被證明清白。正是這一信念,支撐她堅持下來。但她不知道的是,她一直期待的和女兒的重逢,已經不能實現了。
1972年出獄之後,鄭念四處打聽女兒的消息,卻發現有關鄭梅平的消息非常有限。她去相關單位,聯繫曾經認識的人,但得到的回應,不是沉默,就是迴避。
她找啊,打聽啊,最終得到女兒慘死的噩耗。
張志強在回憶文章中提到,鄭念在得知女兒死亡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幾乎崩潰,終日以淚洗面,痛不欲生。後來,她逐漸冷靜下來。她意識到,自己如果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去,女兒的冤屈將永遠無人再追問。
之後,鄭念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申訴過程。她多次找有關部門,要求查明女兒死亡的經過。但是,始終沒有人承擔責任。
鄭念逐漸意識到,對她而言,上海已不再是可以繼續生活的地方了,中國也是如此。
1980年,鄭念想辦法終於離開中國,前往加拿大,三年後,轉往美國華盛頓定居。
在《上海生死劫》的結尾,鄭念寫道,她在離開上海時站在船的甲板上,看著中國的海岸線逐漸隱沒。她為自己成為生還者而深感負疚,並認為,女兒的慘死,與當年他們選擇留在共產中國的決定直接相關。
不再踏足中國大陸
張志強說,鄭念後來多年在世界各地演講,她通過寫下《上海生死劫》和演講,告訴全世界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醜陋和慘況。
鄭念晚年曾多次去過香港,但始終沒有再踏足中國大陸。不是沒有機會,而是她選擇不回去。她在那裡失去了女兒,經歷了無法回首的瘋狂時代。
2009年11月2日,鄭念去世。她一家的悲劇落幕了,但是,只要極權專制的中共政權依然存在,中國大地上的悲劇將繼續上演,只是劇情和版本不同而已。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感謝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別忘了點讚、訂閱和分享。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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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