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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0日,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文科教授之一汪籛,在北大朗潤園十公寓的家中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年僅50歲。
汪籛是「文革」爆發後,北大第一個自殺的教授。今天,我們根據北大校友、芝加哥大學教授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等資料,和大家說說汪籛教授的故事。
汪籛,1916年生於江蘇揚州,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在當年清華300多名新生中,他的入學成績總分名列第二,而且數學獨得滿分100分。1939年,汪籛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師從陳寅恪,地點在昆明西南聯大。
1947年,汪籛輾轉回到北平,請求做陳寅恪的助手。半年後,經陳寅恪與傅斯年、胡適等人的溝通,北大決定聘用汪籛為副教授,並以此名義繼續做陳寅恪的助手。在兩年多的歲月裡,汪籛吃住都在陳家,協助陳寅恪完成了著名的《元白詩箋證稿》。
陳寅恪的學問有多高?歷史學家傅斯年的評價是:「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陳寅恪又是如何評價汪籛的呢?1948年5月17日,他在寫給北大歷史系教授鄭天挺的信中說:
「汪君自借住弟處以來,於今行將一載,弟深知其深宵攻讀,終日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創見之多,亦可推見其數年來未嘗稍懈,誠足當所謂好學深思者。」
能得到陳寅恪如此高評價的人,可見不是一般的才子,而是可能成大家的棟梁之才了。
被逐出師門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開始對知識分子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汪籛受時代大潮挾裹,跟當時的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對中共寄予希望。
1950年2月,汪籛加入中共;1951年冬到1953年底,他在中央馬列學院二部學習兩年,由一個傳統的歷史學者,轉變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
1953年,中共中央所屬的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由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陳寅恪,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
得知這個消息後,深受陳寅恪賞識的汪籛,以為自己一定能把老師請來。於是,他自告奮勇地跟有關領導提出,由他南下廣州,請陳寅恪北上。
1953年11月21日,汪籛帶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副院長李四光的親筆信,滿懷信心地前往廣州,並像往常一樣,住進了陳家裡。當晚,他說明來意,勸說陳寅恪接受委任。汪籛特別談到,歷史研究要為政治服務,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陳寅恪一聽到這就火了,立即把他痛斥了一番,談話不歡而散。
第一次談話後,陳寅恪就不再見汪籛了。後來陳寅恪夫人說:「您不見他不行,他是中央派來的,總得給個回話。」這麼一勸,陳寅恪才在汪籛臨走前與他再談了一次。
1953年12月1日,陳寅恪向汪籛口述了他《對科學院的答覆》。他說:「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接著,陳寅恪提出自己任職的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義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習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
「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書,以作擋箭牌。』」毛公指的是毛澤東,劉公指的是劉少奇。
對於陳寅恪所提條件,中共肯定不會答應,他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終不了了之。而汪籛此去廣州,不僅沒能請來陳寅恪,而且從此以後,不再被陳寅恪認作是學生。
殘存陳氏治史態度
汪籛從馬列學院畢業後,回到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他的歷史研究。但是,他畢竟師從陳寅恪,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陳寅恪倡導的治學方法。
1964年前,他招了幾屆隋唐史研究生。他要求青年教師和學生,學習中國古代史,必須練好基本功。他很反對有些人典章制度沒有弄清楚,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都沒有搞清楚,就寫文章。在歷史事實的考據上,他要求青年好好向前輩學習。他撰寫的一些隋唐史論文,考訂紮實,邏輯縝密,頗得陳寅恪真傳。
汪籛還接受出版社委託,審閱了不少文稿。他對沈起煒著《隋唐史話》不僅逐字逐句進行了推敲,而且核對了所有材料。對《辭海》隋唐職官部分的條目,他也根據《唐六典》《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等,逐條進行研究,全部改寫一遍。對《魏徵傳》的譯文和注釋稿也遵照中華書局的要求,按時完成了審閱,並為再版的《魏徵傳》撰寫《魏徵年表》。
汪籛本來還準備用幾年時間完成關於均田制、唐太宗、武則天的研究,以及完成中華書局委託的《貞觀政要注釋》和《唐六典校注》的審校工作。可惜,這些都沒能完成。
一瓶「敵敵畏」
中共建政後發動的政治運動一場接一連,包括所謂第一次「史學革命」、第二次「史學革命」,讓汪籛越來越跟不上形勢。
一部豐富多彩的中國歷史,被中共高度簡化成了一部階級鬥爭史: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甚至科學家、文學家,都被說成是「統治階級的代言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統都被否定。
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汪籛因為反對浮誇學風受到批判。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身體也倍受摧殘,體重從原來的150多斤一下子減到不足100斤。
1966年「文革」爆發後,汪籛無端被牽連,日子更難過。
在中共最高層,首先被打倒的是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其中的「陸」是中宣部長陸定一。
之前,陸定一策劃出版《魏徵傳》。魏徵何許人也?唐太宗時大名鼎鼎的諫議大夫,專門跟皇上提意見,曾犯顏直諫唐太宗兩百多次。公元643年,魏徵病死,唐太宗很難過,流著淚說了一段很有名的話:「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歿,朕亡一鏡矣!」
陸定一策劃出版《魏徵傳》,被認為意在提倡魏徵敢於向皇帝講真話、敢於向皇帝直言相諫的精神。他被打倒後,參與審閱《魏徵傳》的汪籛被認定是「同黨」,北京大學第一個被揪出來開刀祭旗的,就是他。
那是1966年6月初,當時,汪籛身體已經很不好,在家臥床休息。北大歷史系的學生竟然跑到他家門口,在房門上貼了深揭猛批他的大字報,以示警告。第二天,學生們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散落在地下。
這可了不得了,學生們個個義憤填膺,指責汪籛仇視「文革」,故意搞破壞,企圖阻止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事情很快被告發到中央「文革」駐北大工作組領導那裡。工作組領導命令汪籛必須當面向學生認錯,並回去把地上的大字報貼好、復原,重新貼到他家的大門口。
汪籛不得不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這樣的羞辱。
6月10日晚,汪籛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一咕嚕,全喝下去了。不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籛痛苦不已,在家中嚎叫,以頭撞牆。鄰居聽到悽慘可怕的叫喊聲,急忙招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籛去意已決,早已反鎖家門,外人無法進入。
當眾人把門強行撞開時,汪籛已經氣絕身亡。
汪籛死後,被中共定性為「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
汪籛之死,開了「文革」中北大教授(教師)自殺的先例。後來自殺的還有:西語系教授俞大絪、哲學系教授沈乃章、生物系教授陳同度、物理系教授饒毓泰、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等。
據芝加哥大學教授王友琴不完全統計,文革中,北大至少71人自殺或「非正常死亡」。
好的,今天的節目就到這了,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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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