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07月28日訊】中共的三中全會終於開完了，隨後就推出了一個大招，就是減息。在公佈減息的當天，上海和深圳的股市開始了連續幾天的下跌。上證指數終於從3000點之上跌下來了！看來短期之內可能是回不去了。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明顯正在加速地下行，從官方公佈的各項經濟數據中仍然可以看出問題的嚴重。此外，三中全會還決定給各個地方政府財政鬆綁，可以自己想辦法去增加地方財政收入，這個大招又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呢？
減息 股市反跌破3000點 股民絕望
獨立電視製片人李軍在新唐人《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A股再次跌破3000點，從7月23日的2915點，跌到25日的2886點，由3000點變成了2800點保衛戰。深滬兩市成交量不足6000億。有財經大V說，這是毫無徵兆、滿盤皆輸的股災。
李軍說，6月底我們在節目中講過，今年初新上任的證監會主席吳清，在三中全會前會力保3000點，算是完成政治任務，過後股市肯定跌，畢竟經濟形式太差了，托是托不住的。結果上週，三中全會一結束，股市接著就開始連跌四天。還有一個關鍵點，央行同時還在降息刺激資本市場，上次降息刺激股市還上漲了二三天，而這次連一點影子都沒看到。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在《菁英論壇》表示，減息對股市來說絕對是利好消息。有好消息股市上昇，有壞消息股市下跌，這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反之，說明股市要出現反轉了，恐怕有可能會向下突破。這一點在中國股市上恐怕會反映的特別突出。
郭君說，中國有5100多家上市公司，最近有1500多家發佈了2024年的中期業績報告，其中有896家預計全年會虧損，比例大概是59%。也就是說中國最好的公司群體上市公司，有六成的公司是虧損的。所以股市下跌，反映了整體的經濟很糟糕，企業出現大面積虧損問題。當然在技術層面上，也有一些金融機構再調整它們的投資組合的問題。過去差不多有一年時間，北京對金融機構、各類大投資者都有一個行政命令，基本不許賣出股票，要保證上證指數3000點，就是所謂的3000點保衛戰。這個3000點，目的是為了給三中全會好看的。那現在三中全會開完了，估計這個命令也放鬆了，所以一些金融機構或者大投資機構趕快趁機調整，有些機構可能被要求去買一些長期國債或者超長期國債，它也是需要資金的。所以估計這次股市下跌，和這個都有一些關係。
旅居美國的中國資深新聞工作者蔡慎坤在《菁英論壇》表示，中國股市本身是一個畸形的市場，不能按照國際資本市場的遊戲規則來看中國的股市。因為中國的股市從一開始，就不是為股民服務的，是為國企脫貧解困服務的，當時融資主要是為了解決國企的普遍的困難而把資本市場搞活的。所以那個時候有一大批公司只要有個指標，就可以通過包裝、資產置換，就把它搞上市了，搞上市之後，對股民根本就是不負責任。而且過去中國的股市退出機制也不完善，即使再爛的公司，它還可以或者是增發，或者是苟延殘喘，這種情況是非常普遍的。
蔡慎坤表示，現在股市的低迷狀態，跟當下中國的經濟還是比較相稱的，看上去就比較合理了。最主要的問題是，現在中國的經濟實在是太糟糕了，股市、股民心裡都已經到了絕望，甚至是崩潰的邊緣，沒有辦法看到希望。所以說股市儘管出臺了很多所謂救市的政策，但是到現在為止沒有一點點起色。
上半年經濟數據全面下降 黨管經濟 死路一條
蔡慎坤在《菁英論壇》表示，財政部公佈了今年上半年經濟數字，GDP還是有5%的增長，但是把其它的細分數字加起來，我不知道5%是怎麼來的。
蔡慎坤說，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去年下降了2.8%；中央部分的財政收入同比下降了7.2%，這是很驚人的；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了5.5%；個人所得稅同比下降了5.7%；印花稅下降了22.9%；證券交易印花稅同比下降了54%。還有包括全國政府性的基金收入下降了15.3%，國有土地轉讓的收入也下降了21%，政府全國預算也是下降的，整體來看，沒有哪一樣是往上增長的，都處在下降的情況，但是GDP還上漲，就連經濟學家，包括那些財經學者都看不懂了。統計局現在是必須要完成今年5%GDP的目標增長，無論是怎麼下跌，它還是要保的。
蔡慎坤說，這次三中全會推出的東西實際上是非常多的。按照官方的說法有300項改革，但是把強權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就是加強黨對經濟領域的全面控制。我們之前就多次講過，只要是黨加強控制，所有的經濟都不可能看到希望的，尤其是它這次還在繼續喊，國企要繼續做大做強做優，儘管把民營經濟也放到了跟國企好像平等的、同等的地位，但是，只要是國企做大做強，民營經濟基本上就沒有辦法再保持正常的發展。
蔡慎坤說，更重要的是，今年上半年我們看到，國企包括央企普遍是虧損的。最近有人跟我講，中化國際自稱它們自成立以來，沒有出現過虧損，但是今年上半年出現了嚴重的虧損。中化國際是一個完全靠壟斷、靠資源來生存的一個央企，居然上半年出現了嚴重的虧損，而且類似的虧損，還不僅僅是中化國際這一家，很多的央企實際上今年上半年都已經陷入到一個非常艱難的狀態。那是什麼原因呢？這些資源壟斷性的東西都賣不出去了，下遊沒有接盤了。這就說明，這次三中全會出臺的一些政策，究竟下半年能不能消化，能不能夠轉為所謂對經濟有正常刺激作用，我們可能還得觀察一下。
放權收稅 逼地方開辟新稅源 恐釀災難性後果
蔡慎坤在《菁英論壇》表示，這次三中全會要給地方政府放一些權，但是對中央財政的話語權還是要進一步地加強。中央財政放權範圍只是目前在財政稅收之外的那些地方，如果中央覺得，那些稅收收不上來的話，可能就給地方放權了，你們可以在我現在的稅收之外去想辦法，這樣一放權的話，問題可能就大了。地方現在活不下去，原來指望消費稅這一塊，大比例的分給地方，但是呢，我算了一下，消費稅即使拿一半分給地方也只有8000億，用消費稅並不是一個重頭，現在只是可能把消費稅向地方傾斜，但是最終只有幾個經濟大省可能還能分得到一點，其它的地方，象西部、中部那些貧窮的地方，本身就沒多少消費稅，分到的就更少，日子會更加難過。但是，地方現在部分財政收入，主要是靠土地財政的，現在土地財政玩不轉了。像廣州這樣的一線城市，今年上半年土地收入下降了85%，其它的二三四五線城市基本上就是零了，。我估計，今年全國的土地出讓收入可能會降到2萬億左右，如果是這樣，地方的財政可能就會非常之困難，中央又沒有辦法解決，那就是讓地方自己去想辦法，想辦法就只能出歪招。
蔡慎坤說，比如現在都在關注的房產稅，可能有些地方政府想，反正我現在的房子賣不動了，二手房也轉不出去了，那就拼命徵稅。本來今年想刺激房地產，把房子賣得更多，結果現在政策出臺之後依然賣不出去，到下半年如果還玩不轉的話，我估計就放權了，各個地方根據自己的政策情況酌情處理，實際上是讓地方在這方面去動腦筋，你自己怎麼樣去開闢新的稅源。只要是放權了，地方就會想辦法去開闢新的稅源，那就會加重老百姓的負擔。可能不僅僅是房產稅，還有很多亂七八糟的一些稅可能都會冒出來。因為它是地方稅種，徵收之後，就放到地方財政筐子裡邊，勉強維持正常的財政運轉。我相信下半年會有大批新的稅源、地方稅源被開闢出來，對老百姓來說，肯定都是災難性的後果。
李軍在《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現在的經濟條件下，如果增加稅種，是屬於一種自殺行為。因為現在地方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非常艱難。我看到一個數據， 2023年，中國倒閉了135萬家餐飲店，2024年上半年又倒了105萬家。政府如果想挽救經濟的話，應該是減稅，如果去增加一些新的稅種，只能加速中小企業的倒閉潮，只靠國有企業能夠養活全國十幾億人？
地方財政出大問題 各地改變稅制變相加稅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在《菁英論壇》表示，從全國來看，地方財政上半年收入還有0.8%的增長，但是中央財政的收入下降得比較多，地方財政的增長很明顯，也是有問題的。
比如說中國經濟最大的廣東省，是財政收入最高的省份了，它在2024年1月到5月份的財政收入其實減少了1.5%，大約是5600多億。中國以前地方財政能夠上交中央的只有6個省份，其它都要中央財政返回才能維持運作。廣東是頭號了，但是現在廣東省已經入不敷出了，現在還能維持財政盈餘的，其實只有上海，其它山東和北京也只是小幅度增長，但是浙江已經開始下降了。地方財政問題最大的是中部省份。1月到5月份，河南減少了4.1%，山西下降了11.1%，陝西下降了7.4%，江西下降了2%，內蒙古也下降13.3%。其它地區財政下降最厲害的還有青海，下降了兩成，廣西下降了8.3%。地方財政增長主要是西南和東北各省，但是，這些官方的數據，其中有多少水分我不知道。
郭君說，中國2023年各地財政稅收收入總共是12萬億人民幣，加上中央返回的財政，總共財政收入是23萬億，大概還有1萬億的赤字。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地方實質上承擔了各種債務，也就是所謂的地方債已經接近百萬億人民幣，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是財政收入的四倍以上，就是400%以上，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地方財政基本上是賴賬不還！這些債務是由金融機構承擔了，其實就是老百姓承擔了。金融機構或者老百姓也不能申請地方財政清盤，也不能讓它破產，所以大家都在等著中央拿辦法出來。今年北京發行的特別債，就是要去還這些地方債，所謂借新債、還舊債，借低息再還高息，其實也是在發錢。三中全會現在給辦法了，除了把消費稅下撥，讓地方自己開徵新稅項目，自己製定徵收的辦法。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省份正在改變以前的收稅方法，比如從包稅制變成實稅制，這其實就是一種加稅了。
郭君表示，中國稅負本來就是全世界最重的，這個所謂的二次分配機制，反而是加重了貧富懸殊。其它國家的稅收，主要用於教育、醫療、失業保障、退休保險這些方面。中國不是，中國主要是用在政府性的開支上，這種體製造成的一個後果一定是消費不足。最近10年中國消費佔GDP的比例從接近六成，現在已經下降了不到四成，反映的就是貧富懸殊嚴重地加大，低收入階層相對收入下降的問題，也非常嚴重。但中共開出的藥方，它更是強化了政府控制、徵收更多的稅收，然後這些稅收的使用更多向官僚體制傾斜，導致問題更加惡化。
郭君表示，這種情況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也經常出現，尤其在每個朝代的末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經濟下滑，朝廷又在加重稅收，情況變得更加嚴重，最後，導致整個體制的崩潰。現在中國的情況，其實距離這個節點已經不是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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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