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種罪行已經被大量獨立調查、證人證詞和制度分析反覆指認，卻仍然能夠持續存在，其根源往往不在於證據不足，而在於責任被不斷推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正處於這樣一個危險的階段：事實已被確認，而制止行動卻被拖延；道義已在譴責，而行惡者的代價仍被迴避。
因此，今天討論「如何制止」，已經不是一個情緒性問題，也不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而是一個國際社會是否仍然具備執行自身價值的能力問題。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活摘器官之所以長期得以持續，根本原因在於它未被置入應有的國際法框架之中。在現實操作層面，這一罪行常常被模糊為「人權爭議」「體制問題」或「尚待核實的指控」，從而被排除在反人類罪的法律範疇之外。然而，國際法從未要求對反人類罪達到「絕對無爭議」的共識才可採取行動。恰恰相反，正是當國家本身成為施暴主體時，國際社會才負有不可推卸的介入義務。
如果不對活摘器官作出明確、公開、不可逆的法律定性，一切所謂「關切」「呼籲」「對話」都只是在延長罪行的生命周期。歷史已經反覆證明，只有當一種行為被正式命名為反人類罪，它才會真正進入追責軌道。定性不是語言問題，而是法律後果的起點。一旦定性完成，繼續與相關體系進行醫學合作、技術交流或學術背書，就不再是中立行為，而是對犯罪結構的客觀支持。
然而，僅有定性仍不足以制止罪行。反人類罪的另一個典型特徵，是它往往依賴時間來「洗白」自身。施暴者期待證人消失、檔案被銷毀、國際注意力轉移。正因如此，持續而獨立的調查機制本身，就是對罪行最直接的遏制。當參與者意識到，無論身處何地、無論時隔多久，證據都會被保存、責任都會被追索，體系內部的服從與協作就會開始鬆動。對活摘器官而言，真正的威懾不在於即時判決，而在於「無法逃離的未來清算」。
更為關鍵的是，活摘器官並非單一的暴力行為，而是一條已經被產業化的黑色鏈條。只要這條鏈條仍能從國際社會獲得需求、資金與技術，它就不會自行終止。因此，制止這一罪行的核心，並不在於中共的官方表態，而在於國際社會是否願意切斷自身與這條鏈條的連接。當器官移植旅遊仍被默許，當來源不明的移植手術仍可通過制度漏洞完成，當協助者無需承擔法律後果，屠殺就仍然具備「經濟合理性」。
從這個意義上說，國際社會並非局外人，而是這一體系能否運轉的關鍵變量。每一次迴避溯源、每一次技術合作、每一次以「醫學進步」為名的沉默，都會在事實上延長罪行的壽命。相反，當需求被壓縮、通道被切斷、協助行為被追責，活摘器官就會從「可持續運作」退化為高風險犯罪。
與此同時，責任的落實必須是具體而個人化的。歷史上，反人類罪之所以能夠在某些時期大規模發生，很大程度上源於「集體免責」的幻覺——人們相信自己只是系統中的一環，相信責任會被抽象化、稀釋化。制止活摘器官，必須打破這種幻覺。只有當具體的官員、具體的醫師、具體的機構意識到個人將承擔不可轉移的法律與道義後果，體系才會失去穩定性。空泛的譴責無法產生壓力，精準的追責才會改變行為。
在這一過程中，醫學界的角色尤為關鍵。活摘器官之所以在道義上極具破壞性，正是因為它借用了醫學的外衣。如果國際醫學界繼續以「技術中立」為由保持沉默，實際上就是默許醫學倫理被國家暴力劫持。真正的醫學中立，不是對罪行不置一詞，而是拒絕成為任何反人類行為的工具。唯有明確劃清倫理邊界，醫學才能重新站回拯救生命的一側。
最終，所有制度性努力都指向同一個前提：信息不能再被封鎖，真相不能再被邊緣化。任何反人類罪行最可靠的保護傘，都是公眾的無知與注意力的轉移。當活摘器官仍被視為「敏感議題」「複雜問題」而非公共事實時，它就仍然擁有生存空間。讓真相進入公共討論，讓迴避本身成為一種需要被解釋的行為，是制止罪行不可或缺的一環。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並不是一項激進主張，也不是對某個國家的敵對行為。它是國際社會對自身價值的一次檢驗。問題不在於世界是否有能力這樣做，而在於是否仍有意願承擔代價。
如果在證據已經如此清晰的情況下，反人類罪仍可以被擱置、被拖延、被相對化，那麼真正被宣判失敗的，將不是某一套制度，而是人類共同宣稱的文明底線。
制止它，不是選擇；不制止，才是選擇。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