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6年10月14日訊】釣魚人下鉤、撒網之前，往往先要「打窩」。選一個地方，把餌撒下去，讓魚找到吃的，聚攏過來，習慣到這裡覓食。投下的糧食是本錢，要肯花時間養窩，不能只想著立即收穫。
近年，部分國安和公安幹部也把用小利作誘餌、逐步取信於人的行動稱為「打窩」。把這個說法放回中共政治警察的內部材料，會發現其中對這類手段早有一套精心總結：「築巢引鳥，架網捕魚；虛設組織，控制渠道。」人比鳥獸有更多的需要。遭受迫害，要尋找傾訴和求助的地方；離開故鄉，需要住處和工作；不願向暴政屈服，還希望找到同道，共同從事反抗。在政治警察的眼裡，這些願望都是接近和利用一個人的機會。
這類圈套尤其看重想要做事的人。他願意投入時間、介紹朋友，為共同的事業作證。一旦聯絡被機關控制，這些用於反抗的投入就會替設局者招來更多人。假組織無須騙取所有人的信任，只要借到幾個真心反共者的信譽，就能沿著原有的關係繼續接近別人。
假組織借真人取信
這樣的假組織，在蘇聯早有先例。20世紀20年代，蘇聯祕密警察OGPU及其前身經營「托拉斯行動」（Operation Trust），把一個受其控制的組織包裝成蘇聯境內有力量、有根基的反布爾什維克地下網絡，再派人同海外流亡者接洽。出面者中還有真正的君主派人物；他們已落入祕密警察的控制，卻仍帶著足以取信舊友的身分。OGPU藉此滲透、破壞流亡君主派團體，還把境外的對手誘進自己的控制範圍。1925年，曾為英國情報機關工作的西德尼·賴利被這個網絡誘入蘇聯，隨後遭到逮捕、審訊並被處決。人們以為自己是在尋找國內的反抗力量，卻可能沿著政治警察鋪好的路，走進監牢與刑場。
1925至1926年間，流亡政治人物瓦西里·舒爾金在這個網絡安排下祕密回國，尋找失蹤的兒子。他沒有找到兒子，卻見到了所謂地下組織的負責人，走過基輔、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最後安然返回西歐，寫出《三個首都》。這趟由OGPU安排的行程，增強了流亡圈對假組織的信任。舒爾金反對布爾什維克，卻用自己的見聞替布爾什維克的圈套作了證。同一張網，既能把賴利送上刑場，也能讓舒爾金安全返回，由他向流亡者講述境內的情形。一個父親尋子的希望，就這樣被利用到他離開蘇聯以後。
到了1952年，圍繞蔡文治領導、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自由中國抵抗運動」，發生了一起後果慘烈的誘捕。美方把訓練過的小組空投到吉林，期待他們聯絡境內反共力量。電台持續聯絡，補給也曾順利投下。後來，小組報告已接上當地反對派首領，並取得有用文件，請求用飛機接回聯絡員。境外得到的是工作正在推進的消息；實際情形卻是小組已被中共安全機關控制，那位首領、那些文件和接回人員的請求，都是誘餌。發報的還是原來的電台，報來的地下反共關係卻是假的。
1952年11月29日晚，唐尼、費克托隨飛機前去接人。地面給出了正確的識別信號，飛機先投下器材，再低飛準備把人鉤起。等待它的卻是伏擊。飛機被擊落，兩名飛行員死亡，唐尼與費克托被俘。費克托直到1971年、唐尼直到1973年才獲釋，分別失去了十九年、二十多年的自由。
自由中國抵抗運動的小組、早先的訓練和關係都真實存在。人員和通信被接管以後，這些真實經歷繼續替假消息作擔保。唐尼曾訓練這支小組，熟悉行動與人員；被捕後，他在隔絕審訊的重壓下交代了自己掌握的情況。控制電台的一方，借接回聯絡員的請求，把熟悉情報線的官員也送進了審訊室。
給出小利，換取控制
中共內部關於「虛設組織」的規定，甚至把編造工作落實到了報批手續上：假情報和假組織須符合出面人員的身分、社會地位，同時按照機關的意圖設計；對外使用之前，須報領導機關批准，說明編造的原因、依據和來源。出面者仍以原來的身分應付舊友，背後的機關則掌握他要說什麼、為什麼這樣說。對外看似自發的聯絡，在這裡成為有審批、有指揮的業務。
內部原文對誘餌的解釋毫不遮掩：「這就好比釣魚，一定要給誘餌；沒有誘餌，魚是不會上鉤的。在專案偵察中，『誘餌』就是我們給敵人的『應』。」這裡的「應」，指回應對方的需要，付出一些東西，讓對方願意繼續往來。材料還批評一種「單思病」：只想著自己要什麼，不肯琢磨對象想做什麼、認為怎樣才對自己有利。他們認真研究一個人的需要，是為了使欺騙更容易得手。
一個流亡者得到落腳之處，或者在難以為繼時得到工作，眼前的難關確實過去了。設局者算的卻是另一筆帳：「給敵以小利，而我取大利。」所謂小利，對受助者可能是一家人的生計；對擁有經費和公權力的機關，只是一筆可以承受的投入。材料要求從「鬥爭全局」衡量該給多少，又明令不能讓對方實現全部目的。好處要足以使人繼續往來，卻不能使他最終擺脫控制。一次幫助換來的接近機會可以反覆使用，還能沿著受助者的交往擴散。對方若得了好處，卻不肯按機關的打算付出代價，原文便稱之為必須避免的「敵得我失」。
2006年朱恭訓、徐章國被誘捕，便能看清這種交換怎樣發生。據《亞洲週刊》當年的採訪，廣西國安系統先控制了台灣軍情局在當地的一名聯絡人員，再經由此人提供來自公安部門的情報。台方判斷可信度很高，對面隨即傳來一名科級人員願意被吸收為內線的消息，又要求更高級的人出面接洽。台灣方面最終派出朱、徐兩名上校赴約，兩人在中越邊境地區落入圈套——台方已經得到的消息，使下一次會面顯得值得冒險；而設局者提出的會麵條件，逐步把負責經營這條關係的人也引了出來。
一份情報只涉及有限的內容，負責經營的人卻知道情報從哪裡來、怎樣聯繫、哪些人可以繼續接近。捕獲兩名上校，就把這些關係一併置於審訊和策反的壓力之下。《端傳媒》2015年的追蹤報導披露，中方還持續勸降朱、徐，並試圖策反同在軍情局工作的朱妻周國珍。兩人沒有變節，周也未被策反；朱、徐在被關押九年多後才獲釋。幾份讓對方覺得有用的消息，換來了兩個掌握眾多關係的人落入控制，設局者還想借他們取得對方內部的高級位置。
內部方針把「長期打算」放在前面，又告誡特情「不可急於求成，一味套取，生貼硬靠」。這裡的長期主義，是把眼前的幫助當作日後控制一個人的本錢。先讓他得益，耐心等到關係足夠牢固，再提出更要緊的要求。殺豬盤也會讓受害者先提取一點錢，用真實到帳的好處催促更大投入；政治警察所圖的，還包括一個人此後能為他們接近多少人、辦成多少事。
取信以後，內部要求更進一步：使對象「感到離不了特情」。特情是被機關祕密建立、使用的社會人員。負責聯絡，便能掌握人員關係；經手經費，便能摸清收支和困難。當這些事務集中在一個人手裡，他的去留就會影響整個團體的運轉。即使發現異常，其他人也得顧慮失去他的代價。機關因而可以通過一個日常辦事的人，插手團體的決定。原本幫助反對者做事的本領，逐漸成了限制他們怎樣做事的權力。
有關規定主張用原來的職業作掩護，順其自然，長期使用。真實的職業和生活經歷，可以省去重新編造來歷的麻煩。旁人看到他多年做同一份工作、確有本領，便容易相信這個人。機關還被要求替特情「創造」接近、取信的條件，給予必要經費。看似私人熱心的援助，背後可以有一筆公眾無從知道的行動開支。
連祕密據點也被要求正常營業、善於經營，面向公眾「要有吸引力」。機關可以自建據點，也可以向已有場所派入人員，卻須切斷據點與偵察機關的一切公開往來。內部特意批評建大公司、大飯店、安插親朋的做法，擔心由此暴露聯繫。生意做得好，來往者得到所需，祕密用途才容易隱藏。對泄密、暴露據點的，要求視情節、按泄露國家機密論處。經營是真的，機關與據點的關係卻受到嚴密保護；調查者即使確認了生意的真實性，也可能仍未觸及這家場所最隱祕的用途。
誰被當成政治警察的敵人
在這套政治保衛體系裡，被稱為敵人的，遠不止間諜與特務。政治保衛材料專門討論被其歸為「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活動，列出的表現包括宣傳「民主」「人權」「自由」，聚在一起交換觀點、研討對策，辦經濟實體支持活動，向政府申請註冊，徵集簽名、上書。連尚未正式成立組織，也可以被解釋為等待時機。申請合法身分，被放進「以合法掩護非法」的敘述；公開提出意見，被放進「製造事端，破壞穩定」的標題。人們想公開做事，這些反倒成了政治警察需要識破的一層偽裝。
政保首先審查的，是這些活動會不會挑戰黨的地位。公民尚未開始活動，還在為將來籌措條件，就已經被納入偵察、控制和阻止發展的範圍。它所保衛的，是一個黨決定其他人能否組織起來的特權。把公民自行結社當成敵情，再動用國家機器摧毀其條件，所謂國家安全便成了一黨私權的遮羞布。公民供養的機關，反過來剝奪公民共同改變命運的資格。
王炳章2002年在越南遭誘捕。據聯合國任意拘留工作組文件收錄的案情陳述，6月27日，他在越南芒街與一名來自廣西的工運人士會面，這次接觸提前兩個月便已安排。約一小時後，他和兩名同伴在旅館被劫持，隨後被押過邊境，交到中方人員手中。中方聲稱警方後來將他們「解救」，被救者卻隨即遭到拘禁。工作組指出，中方既未解釋綁架受害者為何突然變成嫌疑人，也未交代是否追查了綁架者。所謂「解救」，沒有給王炳章帶來一天自由。2003年，他被判無期徒刑。
彭明2001年已隨家人赴美國定居。他的女兒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說，父親2004年前往泰國，希望為受迫害的難民建立避難之所，卻被中共祕密警察誘往泰緬邊境，在槍口下遭劫持並被帶回中國。他在2005年被判無期徒刑，2016年死於獄中。女兒後來回憶，父親那次還買好了讓她和哥哥前去團聚的機票，機票再也沒有用上。
誘人赴約之外，內部還研究怎樣製造對象不得不求助的處境。一段反間諜設計寫得很具體：設想一個特務潛入境內，準備竊取情報、發展組織，偵察方應從長期打算出發，「歡迎」他進來，替他選擇便於控制的住地，安置合適的職業。對方想發展組織，也可以藉此派特情或內線進去。他急於落腳，急於找到同道，這些需要都由偵察方來滿足。
原文隨即要求充分利用「我政權的威力」，通過擠、壓、圍、誘、導，把對象引入「越來越窄的險道」。安排生活與製造困難，服從的是同一個打算：把別的路堵住，讓圈套成為「唯一可取之策」，還要使對象「毫無疑慮」。對方未必看錯了眼前哪條路能走；他不知道的是，選擇的餘地已被同一隻手壓窄。最後那次看似自願的決定，要由公權力預先替他做成。
另一份材料列出的手段，除了祕密力量、技術偵察，還有行政權力、公開管理，甚至法律法規，要求它們「為謀略服務」。行政部門給對象製造困難，祕密人員出面解困，兩者各有合乎情理的面目。援助可以是真的，被藏起來的是困難從何而來，以及這份援助最終要換走什麼。國家機關一手損害公民的生計，一手用解困收取服從，竟把自己製造的傷害變成索取感恩的本錢。
對象還可以得到一點成功。原文甚至教人「故意讓敵人小勝一下」，使對方輕敵、放鬆戒備，以為機關沒有什麼本事。對方以為自己占了上風，設計者卻把這次讓步算作誘導下一步行動的代價。與之配合的另一手，是經常製造困難、矛盾和麻煩，逼他去解決，去做機關想讓他做的事。對象一旦起疑，原文又告誡「不可剎車過猛」，以免對方前後對照，發現問題；後續變化要顯得合情合理，使情況逐漸恢復正常。
把這樣的遭遇歸咎於受害者輕信，恰好替幕後機關開脫。一個人要付房租、照顧家人，無法永遠拒絕援助。政治機關若先壓縮他的生路，再收取他對援助者的感激，便是在把生存的需要變成服從的義務。
談論「應求」與祕密據點的那份材料作者曾任公安部長；內部印行時，序言將該材料稱作公安保衛人員的「精神食糧」。侵入人的生活、誘導他的選擇，就這樣成為可以訓練、傳授的專業本領。
借反共者的信譽設局
V字旅則把經營圈套做成了公開的「武裝反共」表演。澳大利亞廣播公司2024年的調查披露，Eric把華涌想在海外組建民主組織的願望報告給經手人員，雙方隨後設計了這個假民兵組織。華涌替它傳播影片，還讓Eric進入核心活動圈；移居加拿大後，他的地址、電話和交往情況也被Eric報給了經手人。
Eric早年在重慶被招募。經手方參與設計，又接收由此取得的情報，足以判斷這項經營得到重慶經手系統的認可和批准。公開露面的是扮演反共者的特情，參與設局、收取情報的機關卻藏在他身後。
華涌既是偵控對象，也能成為讓機關接近更多人的路徑。他替V字旅傳播影片、讓Eric進入核心圈，便把自己的信譽押在了這次合作上。熟人相信華涌，就可能省去對Eric的重新核實，後續接觸還可帶來新的引薦。機關投入的是經營合作的成本，借到的卻是華涌多年積累的信任。即使暫不對華涌本人收網，這份信任也已經在替假組織開路。
V字旅不需要先成為一支能打仗的力量，就能幫助機關獲得情報。後來，北京不知底細的安全人員因影片啟動調查，經手人反而要求Eric回國，並試圖擺平。一批政治警察經營的誘餌，成了另一批政治警察眼裡的敵情。此前取得的地址、電話和交往情況，則已經進入機關。
V字旅的「武裝反共」可以被經手機關當作業務經營，公民申請註冊、研討對策卻能被列為敵情。前者受機關控制，後者可能形成不受它支配的力量。內部對反對者的要求極為直白：「不使他們形成組織、形成勢力、形成核心、形成輿論、形成氣候。」它容得下自己導演的反共表演，卻要扼殺公民真正自主的組織。政治警察借保護國家之名，把國家變成只許統治者組織力量、只許被統治者各自忍受的牢籠。
不讓反對者形成氣候，不必以每個人停止反共為條件。一個揭露者仍可在網上說話，但若找不到可信的合作者，調查、求助和共同組織活動便難以持續。政治警察要破壞的，正是將不滿轉成共同行動的條件。人可以繼續憤怒，卻難以組織起制約權力的力量。
既有的信任關係也能被從內部破壞。材料要求掌握內部矛盾、派系、弱點和把柄，還教人尋找、製造可以拉攏內部成員的機會。受過排擠的人、生活困難的人、能通過親友接近的人，都被列入考慮。一個原本受到信任的人，可以在後來落入機關控制，而朋友仍按舊日了解與他交往。他以前的貢獻越真實，這種變化便越不容易被察覺。
被控制的人也未必一開始便情願。經手人員要利用他對名譽、地位、財產損失的恐懼，又要緩和對立情緒，讓他看到前途，由被迫工作轉為「自願」工作。對重感情、講義氣的人，另有交朋友、感情聯絡的辦法，要求用真心、真情贏得信任。緊接著的要求卻是「以我為主、控制使用」。照顧可以真切，服從的要求也始終存在；一個人連拒絕都彷彿成了負恩。這種關係使機關能夠把脅迫藏在人情裡。
連出面辦事的人都不必知道全部計劃。有些任務可以用關照、幫助、協助、了解的說法提出，分階段布置，免得他提前知道而退卻。替人牽線時，他可能只知道眼前這件事，經手機關卻知道這次接觸要用於什麼。更早的材料還要求在被控制使用的人周圍另布祕密人員，監視他的動向，同時讓他覺得公安機關信任自己。
公眾無從知道的關係，機關內部卻有詳細檔案：建立特情的請示與批准、經費手續、接談記錄，以及報告如何處理。重大謀略行動由領導負責，涉及重大、涉外或有重要對外影響的對象，還要向黨委和上級公安請示報告。「不留痕跡，不留把柄」，是要使外人難以追查，機關自己仍須安排任務、評價成績。受害者遇到的像是朋友背叛，實施者在內部留下的卻可能是一筆行動開支、一份情報成果。公權力借私人關係辦事，也借私人關係躲避責任。
到了需要使對象失去支持的時候，連「揭露」都可以為他們所用。原文寫道：「抓住醜聞，大造輿論；損敵形象，陷敵孤立；公開曝光，斷其後路。」對象採用公開合法形式，增加了打擊難度，材料便要求抓刑事、治安、經濟方面的問題處理，避免形成新聞熱點，稱為「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先認定政治敵人，再尋找適合公開處置的問題，對外便可只談個人的醜聞。背後的政治打算，是讓他再也無法取得支持。
名聲被毀，合作者疏遠，工作難以維持，最後連做不成事都能被拿來證明受害者無能。政治警察先破壞行動條件，再讓這種失敗成為反對者不值得支持的證據。
信息控制會進一步加重這種孤立。內部在討論麻痹、驚擾等策略時，要求「封鎖敵人的信息，使敵人變成瞎子和聾子」。無法從別處核實消息的人，更容易依賴身邊人的解釋；本來仍可爭取的幫助，也可能因他相信已無出路而被提前放棄。
從假後援群到生計依賴
公開的輿論場裡，也有這樣的「窩」。台灣資訊戰研究者沈伯洋披露，中共網軍經營了一批標榜支持蔡英文、賴清德的臉書後援群，先持續發布支持民進黨的內容，把真正的支持者吸引進來。他在演講中特別提到，有的群組整整花了一年稱讚民進黨政府。這些日積月累的支持言論，便成了後來取信於人的憑據。加入者看到熟悉的政治主張，遇見立場相近的人，很容易把這裡當成同道聚會的地方。支持者確實聚起來了，經營這個地方的人卻始終藏著另一重目的。
轉向時，也不必突然改口稱頌中共。沈伯洋描述的是，等群裡吸引到一批民進黨支持者，經營者開始逐漸投放針對衛福部的陰謀論和攻擊陳時中的謠言。他在2021年的論文中也記載，中國、柬埔寨用戶建立的群組，先發布親民進黨文章，隨後轉發攻擊台灣自製疫苗內容的農場文章。同一篇論文追蹤了當年五月疫情暴發後的輿論攻勢：原先經營寵物內容的粉絲頁、支持民進黨的群組，也開始參與攻擊。疫情之下，原來為支持政府聚在一起的人，此時尤其需要可靠的消息。中共網軍便借這份關切，把早已經營好的渠道用於製造恐慌和不信任。
在2022年公布的調查中，沈伯洋進一步揭出了2021年疫苗輿論攻勢背後偽造「證據」的做法。一些粉絲頁用PTT等論壇的截圖，宣稱高端疫苗試驗失敗、受試者險些喪命。追查原帖，有的帳號只發一篇文章便關閉；截圖還被刪去作者姓名、IP地址，連內容也遭到改動。另有帖子借電視新聞畫面證明受試者遇險，原新聞卻是在澄清一則有關X光的謠言。到了十一月，陳時中未戴口罩唱歌的舊影片又被放進疫情語境中傳播，指責他失職，影片實際拍於2020年，當時台灣沒有本土病例。舊影片的真實畫面與論壇截圖的熟悉外觀，都被用來替造假作證。受眾以為自己看見了證據，核實來歷所需的線索卻被隱去。
按沈伯洋的觀察，受到影響的支持者可以仍然認可民進黨的外交、國防，卻開始相信它的內政一無是處。這使圈套不必硬碰最難改變的政治認同。在民主社會，人們不願護短，希望政府做得更好，假後援群便把謠言偽裝成必須正視的內部問題，讓認真追究責任的人替它追究捏造的過錯。來自中共官媒的攻擊容易招致警惕，來自長期支持自己的群組，卻可能被看作失望後的忠告。原先支持誰，無須一口氣抹掉；只要製造的不信任足以影響一次關鍵選擇，長期經營就有了收穫。一個不許本國公民自由問責的政權，借冒充別處的選民，蓄意破壞他們據實問責的能力。
這正是「給敵以小利，而我取大利」的一筆長帳。中共網軍暫時替它要打擊的一方做宣傳，讓支持者得到交流的場所，也確實幫助對方聚攏了聲量。這些好處只需用言論和日常經營來兌現，經營群組的權力仍握在它手裡。付出一些宣傳上的小利，換來的是冒用同道身分、從內部敗壞信任的機會。支持者越把這個群當作自己的地方，越容易把後來投放的指控當成內部發現的問題。中共侵占的，是一個群體理解公共事件、商量如何行動的地方；暫時替這個群體說話，正是為了日後能借這個群體自己的聲音發動攻擊。
熟悉的交往又會把欺騙帶出群組。普通成員轉給朋友，朋友記得的是介紹消息的熟人；受到質疑時，群組過去那些支持自己的內容，又成了替它辯護的理由。替謠言擔保的人可能十分真誠，他熟悉群裡的交往，也記得這裡曾經提供過幫助，卻不知道群組真正由誰經營。中共網軍以少數人經營的假身分，借到了更多真實支持者的信用。最初的操縱者逐漸隱入幕後，替消息作證、替它招來新聽眾的人卻越來越多。
沈伯洋用「養套殺」形容這類先培植、再利用的經營。它與政保材料裡的「應求」「控制渠道」相通：先讓人得益，等到信任或依賴已經形成，再索取遠超當初付出的代價。
放到人的生計上，這三個字尤其殘酷。他講解時以藝人的處境作說明：起初歡迎你到中國演出，讓你賺錢；業務越做越大，原來的市場漸漸疏遠，隨後才要求你向歌迷作出反對台獨等政治表態。不肯配合，就不讓開演唱會，還可以發動媒體攻擊名譽。初來時推掉一次邀請，損失有限；幾年後再拒絕，可能牽動整個事業。先前被當作器重的機會，到此成了逼人就範的籌碼。中共讓一個人的職業成就取決於政治服從，再把被脅迫的表態展示給他的歌迷。
錢可以真賺，生意也可以真做，圈套的惡毒並不因此減輕。收入兌現得越久，一個人越可能按它安排生活，僱人、簽約、承擔新的開支。等這些責任都拴在這條路上，拒絕政治要求就會連帶威脅身邊人的生計。中共靠准入、封殺和輿論整肅，把正常經商應得的收入變成可隨時收回的恩賜。前面內部材料要求使對象「感到離不了特情」，在這裡，便是讓人離不開受它支配的市場。經營得越成功，日後用來脅迫他的損失就越大。
這也解釋了它為何格外看重能把別人帶來的人。沈伯洋談兩岸交流時指出，安排學生參訪，值得經營的可能是帶隊教授；接待居民，值得長期結交的可能是組織行程的裡長。一次參訪的人會散去，帶隊的人卻能繼續組織下一次。給一個人機會，借用的卻是他原本就有的一群聽眾，以及以後不斷接近新人的位置。經費、接待和生意機會，對掌握國家資源的機關是可以續撥的開支；一個教師、一個地方組織者的信譽，卻來自多年相處，往往還連著旁人無從替代的信賴。華涌替V字旅引薦時付出的，也是這份無法拿合作經費來衡量的聲譽。
收取好處的人與最後付出代價的人，常常並不重合。前者得到收入、方便或地位，後者可能因此相信假消息，遠離可靠的夥伴，在重大決定上接受替中共開脫的解釋。信任他的人沒有參加交易，自己的信任卻被當作交易的附帶收益交了出去。中共用好處籠絡一個有號召力的人，便能借他的關係接近更多人，把政治代價轉嫁給毫不知情者。
這種經營還會借商業利益延伸。平台需要收入，講述者需要流量，聽眾則可能因為認同內容而主動傳播。出資者只須扶植某些傳播者、獎勵某類內容，便能使有利於自己的說法獲得更多資源。沈伯洋研究中的直接操縱、利益誘導和自願轉述，在這裡接到一起：最初有目的的安排，可以經由許多人的日常謀生和真誠信念繼續傳下去。
「養套殺」的收穫，未必表現為一個人公開投靠中共。一個反對者若在這種操縱下，相信沒有誰值得合作、沒有什麼辦法值得嘗試，即使仍然憤怒，也可能逐漸退出原來的行動。這已在幫助政治警察實現「不使他們形成組織、形成勢力」的打算。受害者失去聲援，本可形成的壓力隨之消散，罵聲再多，也難以彌補這種損失。經營者也無須把這個「窩」毀掉。平日繼續提供有用消息，容納不滿，保住同道的面目，到了需要影響某次決定時，再動用積攢的信用。「養」和「收」可以交替進行，保留下來的渠道還能用於下一次。
這種侵蝕尤其容易藏在「為你好」的勸說裡。先承認你所反感的暴行，取得說話的資格，再把拒絕屈服說成不懂現實，把退讓許諾為恢復正常生活的辦法。施暴者為何不停止施暴，漸漸無人追問；受害者為何還要抵抗，卻成了必須回答的問題。若這樣的解釋被接受，中共連解除威脅都不必做到，就能讓受威脅的人替它勸阻抵抗。它開出的好處，是少受一點本由它造成的傷害；索取的卻是對繼續施暴的遷就。暴政因此把受害者求生的願望，也用來阻止別人追究自己。
承認迫害，卻勸人放棄抵制
在牆外，概括承認幾項早已曝光的暴行，也能使講述者顯得敢言。王志安2024年12月3日談優衣庫與新疆棉，承認了集中拘禁、未經審判就被關押，以及營內強迫勞動。這些並非他新揭開的祕密，海外早有具體報導、證詞和文件。他複述的是既有揭露的一部分，缺少新的追查，對中共增加的壓力有限，卻容易取得反感中共的觀眾的信任。等話題落到新疆棉的抵制上，他就用這份信任，替不必採取行動提供理由。
他自稱看過所有資料，給出的結論卻是：新疆棉涉及強迫勞動「沒有直接證據」，主要靠間接證據加推斷。他拿紡織廠距營地六公里等線索概括外界調查，又把美國立法歸因於奴隸制的歷史記憶，說美國人「就聽不得這個棉花兩個字」。這番解釋貶低了追究迫害的行動：調查被說得經不起深究，立法則像是受歷史創傷刺激後的過度反應。說到中共怎樣拘禁人，他承認殘酷；說到怎樣讓相關產業承受損失，他開始替繼續做生意排除障礙。
但他對證據的介紹嚴重失真。早在2020年，公開的采棉調查就匯集了中共地方文件與報導：村民不願外出，幹部再次入戶施壓，直到組織起采棉隊伍；工人被集中轉運，幹部隨隊監督。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2021年的研究又整理了受害者及家屬證詞，其中就有出營後被強制安排進入棉花加工廠的記錄。人員、地點、勞動安排都已進入公開材料，遠不只是兩個地點相距多近。王志安沒有逐項反駁這些材料，卻以「看了所有的資料」的口吻替觀眾宣布證據不足。如此選擇性呈現，把已經可以追查的國家強制勞動體系講成了外界的可疑聯想，為撤回抵制提供了一套貌似專業的理由。
他隨後把企業寫成了夾在中美之間、誰也得罪不起的為難者，要求中國和西方都別逼企業政治站隊。供應鏈是否牽涉奴役，就這樣被換成了企業是否有權安心經營。美國的相關法律允許進口商申請例外，但要求清楚且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貨物未涉及強迫勞動；把這種要求同中共的政治脅迫並列，是在抹掉制止奴役與維護奴役之間的區別。他也說別人有抵制的自由，自己卻以衣服便宜好用、企業和棉農需要生計，勸觀眾不必把生活過分政治化。被迫勞動者失去自由所付出的代價，被留在譴責裡；商業往來可能損失的利益，卻得到具體的體諒與維護。
更陰險的是，他自己在節目末尾也承認，中共不讓中外媒體自由採訪，真相難查，首要責任就在中共。可他仍用證據不足勸人不必抵制。按這套邏輯，封鎖調查越有效，外界停止交易的理由就越難成立。中共把證據壓在高牆裡面，被迫勞動者卻要為拿不出證據，承受外界不採取行動的後果。這種所謂審慎，把證明的重擔交給了最無力證明的人，把利益留給了最有能力隱瞞的人。
中共在這些概括批評中多挨幾句罵，觀眾得到有人替自己說話的滿足，講述者得到敢言的聲譽。等他用這份聲譽削弱抵制與採購限制的正當性，牽動的卻是跨國品牌、訂單和國際市場。抵制與採購限制能夠讓參與迫害的產業承受持續損失，迫使企業追查上游、切斷有問題的交易。對中共而言，接受已經遮不住的名聲損失，遠比承受這類經濟約束便宜。「給敵以小利，而我取大利」，要害就在這種抓大放小的取捨。若觀眾接受他的勸說，迫害仍受口頭譴責，相關生意卻少受干預。他用廉價的口頭公道取信，為迫害產業繼續獲利提供辯護。
節目臨結束，他又重申反對學習營，隨即再次表明不抵制新疆棉。前後的譴責，讓他在為新疆棉開脫時仍顯得可信。觀眾可以帶著對集中營的憤怒接受他的勸說，相信自己既沒有為暴政辯護，也不必為受害者改變什麼。這樣的洗地，連罪惡都可以承認，只要能把人勸離制止罪惡的行動。
識別這種利用，不必把每個熱心人都當成敵人。華涌替V字旅轉發、引薦的經歷，提醒受到信任的人：一次認可，可能讓朋友省去自己的核實。過去的幫助，不能替後來索取住址、他人聯繫方式或安排赴約的要求作擔保。介紹自己確知的情況，把核查和拒絕的餘地留給朋友，也是在保護彼此的信任。
流亡者仍要找到住處和工作，受迫害的人也仍需要朋友。中共把這些需要做成圈套，最深的惡意就是使人連求助都無從放心。揭穿它，不該把人重新留在孤立之中。一個人受過幫助，不意味著他把此後的自由一併抵押了。中共可以把恩情做成陷阱，卻沒有資格因此占有一個人的餘生。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