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第一月，世界像被一根看不見的線同時牽動：中共的盟友——拉丁美洲的強人馬杜羅被押上紐約法庭，海島上的共產政權在停電與斷供中「進入生存危機模式」，中共的另一盟友、中東的神權體制用更密集的抓捕與斷網把社會重新按回沉默；而在另一端，來自中國大陸與海外的華人群體，用最「非政治」、卻又最觸及政治核心的方式抗議邪惡中共——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據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統計，2026年1月在退黨網站公開聲明三退人數達120萬7370人，累計三退人數至1月底為4億5762萬771人。
當脅迫不斷加碼，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把自己從那套誓言體系裡抽離出來——撤銷、切割、劃清界線，為自己和家人留一條「精神上的退路」。
這種退路，正是《九評共產黨》反覆揭示的那條邏輯鏈條的反面：當一個政權靠暴力維持秩序、靠謊言維持合法性、靠恐懼維持服從，它最害怕的從來不是街頭的喧譁，而是人心的退場——不再相信，不再配合，不再把自己的道德與命運押在它身上。三退信息的擴散，恰恰是在做這件事：把「被動隸屬」的舊帳，主動結清；把「集體宣誓」的束縛，公開解除。
一條全球新聞線：極權同溫層在1月同時失血
1月5日，一個極具象征意味的畫面：委內瑞拉被罷黜的領導人尼古拉斯·馬杜羅在曼哈頓聯邦法院首次出庭，美方行動的合法性爭議也被推上聯合國討論桌面。
這不是一般的國際新聞，它向所有依賴「強人神話」維繫統治的體制發出同一種信號：強人並不永恆，權力並不保險，盟友並不一定能救你。
緊接著，古巴的脆弱性以更「民生」的方式暴露。在更長時間的停電、更昂貴的食物與燃料、更難維持的交通和工資購買力之間，古巴社會正「蜷縮進生存模式」，而美國對向古巴供油的威脅、加上委內瑞拉政局變化所引發的供給鏈斷裂，讓這座共產島嶼的困境進一步加深。這恰是極權體制的共同命門：它可以把槍口對準人民，卻無法用槍口點亮電網、修復貨架、重建信用。
伊朗則把「恐懼政治」的另一面演到極致。在1月抗議遭鎮壓後，伊朗出現新一輪更廣泛的突襲與逮捕，波及城市與鄉村、學生與專業人士，並伴隨法律程序缺失與通信隔絕。
國際特赦組織在1月的材料中也記錄當局以高度軍事化方式壓制社會，並強調那是「數十年來最致命的鎮壓時期之一」。更具時代特徵的是：美方在斷網與鎮壓之後，祕密向伊朗輸送約6000台星鏈終端，試圖對抗審查與信息封鎖。這場對抗，已從街頭延伸到通信基礎設施層面。
把這三條新聞線放在一起，會看到一個共同點：極權同溫層在同一月份同時遭遇「合法性壓力」與「治理能力壓力」。它們的反應也高度一致：對外更依賴盟友與宣傳，對內更依賴鎮壓與封鎖。然而，越是用恐懼維持秩序，社會就越會尋找「退出」的方式——哪怕只是象徵性的退出。
這正是「120萬三退」在同一月份顯得格外亮眼的原因：它與國際極權震盪並不是簡單並列，而像同一股時代的正氣流在中國大陸的輝映。
如果把三退看作政治對抗，就會看錯它的鋒芒和光輝。三退聲明最頻繁出現的不是意識形態術語，而是「撤銷」「清白」「平安」「不做陪葬品」「為家人留退路」。這些詞在《九評》的語境裡有個更直接的含義：當一個政權用宣誓把個人道德綁架進組織罪責，「退出」就是把道德所有權收回來。
許多三退的聲明者強調「當年並非自願」「學校集體加入」「超齡自動離隊不等於內心撤銷」。這不是文字遊戲，而是一種非常清醒的自我法理：他們知道制度不會給你合法退出的儀式，於是用公開文本補上那道退出中共的手續——像在精神世界裡做一次「註銷登記」。這也是為什麼三退越來越像一種身分再登記：不是去加入新陣營，而是從舊誓言中把自己剝離。
這類文本還有一個更尖銳的內核：它不再把問題歸咎於「個別官員腐敗」，而直接指向「中共組織本身」。聲明者把大饑荒、文革、六四、疫情瞞報等歷史傷口並置，把迫害信仰、打壓宗教、社會監控、株連家屬並置，把「人礦化」的恐懼與「活摘器官」的指控並置——它們不是學術分類，而是「傷害經驗」的拼圖：生命、尊嚴、信仰、家庭安全感，被看作同一套抵抗中共極權暴政統治的另類精神出口。
這正是《九評共產黨》式寫法最核心的判斷：共產黨之惡不在一時一地，不在某個政策失誤，而在其以鬥爭哲學和組織暴力為骨架的體制結構——它需要不斷製造敵人，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需要不斷控制言論，才能讓謊言繼續充當真理；需要不斷恐嚇社會，才能讓沉默替它投票。於是，當越來越多的人把退出定義為「拒絕被捲入罪責共同體」，它就不再是個人發洩，而是一種道德提升。
海外回聲：公共空間裡出現「可見性網絡」
極權體制最擅長做的事，是把恐懼變成一種環境：讓人自動降低音量、自動避開敏感詞、自動為自己找理由沉默。而2026年1月海外出現的一系列行動，恰好在做相反的事——把被壓制的話題挪到公共空間，讓「退出中共的表達」本身成為示範。
1月，首爾江南遊行：約2000人上街，高喊「CCP out」等口號，有人佩戴印著「滅共」的帽子，舉著寫有「天滅中共」的標語。同一時間段，人權組織HRIC的週報記錄了「China Action」在柏林中國使館外牆進行投影抗議的行動。
這些行動構成一種跨境「可見性網絡」：當國內的沉默被強制，當海外的表達變得更公開，信息就會以新的路徑回流——帶回去的不一定是具體組織，而是一種心理暗示：原來可以不怕，原來可以公開說「不」。
而這正是三退聲明裡反覆出現的那句結構性區分——「中國≠中共」的社會心理基礎。
它不是抽象理論，而是許多人為了擺脫「你不支持我就是背叛國家」的二元陷阱，主動做出的語言切割：退出的是黨組織，不是否定國家與民族；切割的是宣誓，不是否定文化與傳統。這種精確化的對象界定，讓「自我保護」在語言上獲得正當性，也讓恐懼政治最常用的指控失去著力點。
最冷酷的對照：退出在增長，迫害也在增長
如果三退只是「網上寫寫」，它不會讓一個體制緊張；讓體制緊張的是——有人在傳播，有人在勸退，有人在把恐懼的牆拆出縫隙，正義與良知已匯成「三退大潮」。而三退大潮中最沉重的部分，就在這裡：三退義工、尤其是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陸仍遭到殘酷迫害。
公開資料方面，明慧網在相關統計中稱：2026年1月獲知至少41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判刑，並報告同月多起綁架、騷擾、抄家、罰款及迫害致死案例。（註：這裡引用為「公開報導/統計口徑」，並不等同於法庭可核驗的證據標準，但其價值在於反映一個持續壓制的趨勢。）
這組對照說明一個現實：當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聲明退出，從而獲得靈魂自由新生的同時，執行「讓人明白並敢退出」的人卻可能在現實裡付出自由甚至生命。於是，「三退」在2026年1月呈現出更強烈的雙重動機：一面是良知選擇——拒絕繼續背書；一面是風險管理——提前劃清界線，不做陪葬品。你越恐嚇，它越要公開撤銷誓言；你越要人沉默，它越要把「不再宣誓」寫成文本留檔。這種反向機制，正是極權「恐懼政治」最不願面對的結局。
極權最怕的不是喧譁，而是人心的「退出」
極權崩塌從來不只發生在政變或革命的那一天，它往往先發生在大量普通人心裡：不再相信那套宣傳，不再把組織當成命運的唯一出路，不再把沉默當作安全，不再把配合當作理所當然。
委內瑞拉強人被押上紐約法庭的畫面、古巴在停電與斷供中「生存模式」的日常、伊朗用抓捕與斷網強行壓回沉默的鎮壓鏈條，都在提醒世界：靠恐懼維持的秩序，外表可以堅硬，內部卻在失血。
而「120萬三退」在2026年1月留下的刻度，指向的正是這場極權失血的另一種形態：人們用最和平、最個人化、最不需要組織動員的方式，拒絕把自己的靈魂繼續押給一個以暴力與謊言維繫統治的體系。
今天發生的是更深層的人類社會史的開端——當越來越多的人把誓言撤銷，把界線劃清，把「我是誰」重新奪回，極權最依賴的「默認同意」就會一點點崩塌。
這，就是《九評》指出的，共產黨最怕的不是敵人，而是人民不再把它當作自己的命。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