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方財政，正在進入一個越來越危險的階段。
中共官方發布的2026年一季度數據顯示，2026年一季度財政收支數據顯示，全國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僅3.66萬億元，而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高達6.56萬億元，地方財政自給率僅約55.9%。與此同時，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繼續大幅下滑，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同比下降24.4%。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等經濟最發達地區，財政自給率竟然也全部低於100%。這意味著即便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也已經無法依靠自身財政收入維持正常運轉。
對於中共而言，財政從來不僅僅意味著「錢」，而是維繫統治機器運轉的血液。因此，地方財政入不敷出，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勢必對中共的統治產生明顯衝擊。
很多人以為財政危機只是公務員降薪的問題，其實遠遠不止於此。地方財政承擔著整個中國基層社會的運行，包括公務員工資，教師和醫生薪酬，公安和維穩系統的運轉，社保和醫保，基礎設施維護，公共交通，消防、社區、街道體系，各種補貼和民生支出。財政緊張後，最先出現的不是「崩潰」，而是治理能力緩慢衰退。
近幾年，中國已經頻繁出現公務員降薪、教師欠薪、醫院拖欠工資、公交停運、地方醫保縮水、城投公司違約、基層罰款創收、遠洋捕撈式執法和對民營企業「稅務稽查式收割」。這些現象，本質上都是地方財政惡化後的連鎖反應。
因為中共地方政府沒有真正的財政自主權，也缺乏現代民主國家那種透明的預算和責任財政機制。當財政枯竭時，它最容易採取的方式不是削減權力，而是向社會進一步汲取資源。於是，財政危機最終會演變成「社會被財政化，人民被稅源化」。
二、財政危機勢必削弱中共的維穩能力
中共最看重的從來不是經濟增長本身，而是政權的穩定。對它而言，維穩能力被削弱，無疑是一個最危險的問題。而維穩，本質上是一個巨大的財政工程。
中共擁有龐大的維穩體系，包括公安、社區、網格員、數字監控、大數據管控等，其中每個部分都需要海量資金的支持。而且，當經濟放緩、稅源萎縮、房地產崩塌時，中共的維穩成本不但不會降低，卻反而越來越高。
這就形成了一個危險的循環：經濟越差，社會不滿越大，維穩需求越高，財政壓力越大，而財政越緊張，社會矛盾越尖銳。最終，財政危機與社會危機會便會互相強化。
歷史上，大多數專制政權的崩潰，往往並不是因為一次性「破產」，而是因為基層統治能力逐漸瓦解。
蘇聯晚期就是典型例子。儘管中央政府依然擁有強大的軍隊和宣傳機器，但地方財政枯竭、商品供應失靈、基層組織失去動員能力後，整個體制便開始空心化。
今天的中國已經開始出現類似特徵，諸如地方政府債務高企，基層公務體系士氣低落，民眾消費信心下降，中產階層加速資產外流，年輕人「躺平化」，民營經濟失去信心。這些問題單獨看似乎都不致命，但疊加在一起，就會形成系統性衰退。
三、財政危機撕裂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幌子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統治合法性越來越依賴一種「績效合法性」——只要經濟增長、生活改善，中共就繼續執政。但現在的問題是，經濟增長放緩後，中共還能提供什麼？
如果房價下跌、就業惡化、社保縮水，醫療教育負擔加重，公共服務下降，稅費與罰款增加，那麼民眾對政權的容忍度就會逐漸下降，尤其是城市中產階層。過去，中產是中共最重要的穩定器，因為他們擁有資產、房產和職業利益。但如今房地產不再保值，民企環境惡化，財富外流加劇，子女教育與就業前景惡化，中產階層正在從「維護穩定」逐漸轉向「風險規避」。而一個失去中產信任的政權，往往會進入長期脆弱狀態。
面對財政危機，中共大概率會採取以下路徑：一是中央進一步集權，強化對地方的財政控制。二是擴大國企與國資控制，通過國企維持就業和經濟基本盤。三是增加對民間資源汲取，包括稅務強化、行政罰款、金融管制、財富監管和對民企和富裕階層加強控制。四是利用民族主義轉移壓力，通過外部衝突、意識形態宣傳、反美敘事維持內部凝聚力。五是強化數字化維穩，利用AI、大數據、監控系統降低治理成本。但這些措施，大多只能延緩問題，而難以根治問題。因為真正的問題是，中國過去依賴房地產和債務驅動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而新的增長模式又尚未建立。
地方財政危機，並不意味著中共會立刻崩潰。但它意味著中共賴以維繫統治的經濟基礎正在逐漸削弱。當財政枯竭、社會信心下降、地方治理失靈、中產階層離心化同時發生時，整個中共體制就會進入一種「緩慢失血」的狀態，而這種狀態也許比一次性危機更加危險。因為對於一個大型政治體制而言，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突然遭遇一次衝擊，而是長期的資源流失、信心流失和治理能力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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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