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的《左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鄭國子產「鑄刑書」公布成文法，晉國的上大夫叔向認為此舉會引發爭端、動搖禮治，因而感嘆道「國將亡，必多制」。北宋司馬光反對變法，在史論中也以「國將亡，必多制」來建議徐緩的變革。
「國將亡，必多制」的意思就是一個王朝或者政權即將覆亡前，就會制定更多的法律、更多的規定、更多的禁令，防範越來越嚴密。在司馬光看來，這是捨本逐末。
通常，聖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會選用有德、賢能之人，制度簡要，卻能實現天下大治。而法令滋彰，透露的不僅是當權者內心的恐懼和無能，而且其推行的結果降低了效率，堵死了條條通道；又有令出多門，缺乏統領，使人無所適從；還有動輒得咎，使具體執行者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此外，也讓更多的人失去對政權的信心、信任。
當下內憂外困的中共政權也正朝著「國將亡，必多制」的道路上狂奔。
今年8月底至9月初，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剛剛集中通過、修訂及審議了「八部法律」，外界普遍認為它們皆是中共進一步收緊政治鐵幕、全面加強社會管控、防範經濟危機並推進跨國鎮壓的工具。
在這八部法律中，已通過或修訂的五部是《律師法》（修訂）、《國防動員法》（修訂）、《農業法》（修訂）、《耕地保護和質量提升法》和《醫療保障法》。
為什麼說這些是惡法呢？修訂的《律師法》中加進了「堅持中共領導」和全面設立黨組織，這是「黨性」高於法律的具體體現，也就是說，律師為當事人辯護，首先要考慮政治問題，是不是符合黨性。只有遵照黨辦事的律師才可能保住自己的位子，所有的人權律師以後處境更加堪憂。
修訂的《國防動員法》中降低了國防動員和徵用的門檻，降低了啟動戰爭的門檻。以前只有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被冒犯時才啟動國防動員法，而新修訂的則加上了觸犯「中國發展利益」這條紅線，這顯然是極其寬泛的。
此外，如果中共宣布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或戰時，個人的房產、汽車、財產及私人數據隨時可以被強行劃歸國家管理，為服務於國家的需要，個人根本沒有拒絕的餘地。
修訂的《農業法》也是首次寫入「農業和農村工作堅持黨的領導」，這應該是中共強化對農村控制的重大信號。
而《耕地保護和質量提升法》則以強化高標準農田建設為名，加大了對侵占或損害設施的終身追責和罰款力度。《醫療保障法》則加強了對醫保基金的管理使用和嚴管。
還有正在審議的《反跨境腐敗法》，針對富人、官員及跨國企業，這應該是極度缺錢的中共獲取資金的又一渠道。處於二次審議中的《銀行業監督管理法》旨在防範金融爆雷，審議中的《企業破產法》則重新規範並加速企業的破產清算流程，以應對當前國內企業大量倒閉的現狀。
除了以上八部法律，9月15日起施行新的《出入境管理規定》和7月1日剛剛上路的中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也都是惡法。前者進一步收緊大陸民眾的出境管控，即使持有護照，也未必能順利出境，出境理由和海外言行會受到嚴格審查；後者將黑手伸向了境外異議人士、海外華僑乃至台港澳民眾和外國官員，形成了全球性的恐嚇網絡。
上述法律的修訂和出爐，目的顯然並非是為保障民眾的利益，而是中共在危機下，試圖以此加強對民眾的控制，維護其搖搖欲墜的政權，這正是本末倒置，大開歷史的倒車。然而，歷史早已給出了定律：「國將亡，必多制」。頻繁出爐惡法的中共，能逃脫歷史定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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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