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崩潰論，從「不準」的預測到實際的應對方案，走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路程。為什麼今天討論世界如何應對中共崩潰，這是一個必要且重要的問題。
余茂春：必須為中共崩潰做好準備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於2026年9月14日在《華盛頓時報》發表了題為「為什麼我們必須為中共崩潰做好準備」的專欄文章。這篇文章的重點是促使美國政府及其西方盟友打破「中共將長期存在」的單一假設，提早為潛在的「後中共時代」制定戰略應變計劃。
該文反映了哈德遜研究所去年7月發布的專題報告《共產主義之後的中國：為後中共時代做好準備》的核心。去年的報告也是余茂春主導完成的。
余茂春在文章中提出的核心觀點與警告主要包括：獨裁政權未必牢不可破，看似強大的極權體制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崩塌，如1989年東歐劇變與隨後的蘇聯解體。中共雖然體量龐大且統治時間長，但不意味著不會遭遇突然崩潰；一旦中共中央權力瓦解，將面臨龐大核武庫、軍隊與安全機器誰來控制，地方勢力可能割據，以及國有資產與外匯儲備的歸屬等經濟問題；如何避免重演「俄羅斯式轉型」的「寡頭政治」與民族主義威權等問題。
余茂春強調未來應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而華盛頓應與盟友也要做好準備，為和平轉型創造條件，在危機時防止更大災難。
余茂春並不是第一個提出中國崩潰論的美國學者。
2001年：章家敦著書《中國即將崩潰》
早在2001年，美國律師章家敦就出版了一本書，海內外華人幾乎是無人不知，《中國即將崩潰》，他是在中國和香港生活二十年寫出的這本書。由於他預測的崩潰並沒有出現，很多人認為他預測不準確。實際上，章家敦指出的問題都是實際存在的。
筆者認為，他在發表他的書的時候的預測也是準確的，他的預測是十年左右，也就是2011年前後。而持這種看法的在中共體制內大有人在。
2011年前後，中共高層瀰漫著一種悲觀情緒。其中最典型的是被認為是時任中共總後勤部政委劉源的智囊張木生，在一次採訪中聲稱「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認為「中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裡的「中國」顯然指的是中共政權。
另一個例子就是張木生曾經稱讚過的薄熙來，說薄在重慶的唱紅打黑是「重塑共產黨合法性的一種手段」。也就是說，張木生以及他所代表的勢力也意識到中共合法性已經陷入了重大危機。薄熙來是中共高層中較早意識到中共改革開放正陷入絕境的人之一。中共用做統治合法性替代品的經濟發展將很快消失，而私營經濟的發展，甚至進而提出政治訴求，更是對中共政權和體制形成根本挑戰。
薄熙來的應對也是兩方面的，唱紅是回到自己父輩，即毛澤東的革命中尋找合法性基礎，而打黑則是打擊私營經濟，以阻止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訴求。那不是薄熙來個人的賭博。當時從中央到省級地方大員，幾乎是爭先恐後地到重慶去取經朝拜，是因為大家都看到了風向在變，要麼就是有同感，要麼就是唯恐站錯隊。
當薄熙來打王立軍一耳光把自己打進了秦城監獄後，習近平接過了薄熙來未竟的事業，貫徹了一條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其實是順理成章的。
章家敦在寫他那本書的時候，很可能只是兩件事沒有算進去：中共加入世貿組織後得到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大量輸血，以及中共斷尾求生的能力。
章家敦之後，2015年，又一名重磅中國問題專家再次提出了類似觀點。
2015年：沈大偉發文《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
這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提出的。他於2015年3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震撼國際漢學界與政論圈的評論文章，題為《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這篇文章之所以引發巨大轟動，是因為沈大偉長期被歸類為美國對華政策中的「溫和派」，俗稱擁抱熊貓派，他一直認為中共具有自我調適的能力。而他卻在該文中斷言：「中共統治的殘局（endgame）已經開始，且其倒退的速度比想像中還要快。」
他列舉了五個中共體制難以治癒的「潰瘍」，包括：中國精英與富人將資產和子女轉移至海外；政治高壓與意識形態控制加劇導致思想窒息；體制內官員普遍虛與委蛇、缺乏真正的忠誠度；以及經濟結構轉型面臨嚴重的系統性瓶頸。
他認為中共的垮台不太可能以一場和平、溫和的「蘇聯解體式」政變或單一事件落幕，其過程更有可能是漫長、混亂且暴力的。他甚至大膽預測，不排除最高領導人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遭到罷黜或發生軍事政變。
沈大偉十一年前列舉的「潰瘍」，到今天不但沒有減輕，反而變本加厲。
以至於當局要用關閉國門的手段阻止精英和財富的外流，堪輿文革相比的黨政軍大清洗造成官員普遍躺平，房地產崩盤造成的地方經濟和稅收暴跌，更是十年前不敢想像的。
如果說沈大偉在2015年提出「殘局論」開始了西方學界重新評估中共統治韌性的研究，哈德遜研究所余茂春等學者這兩年的研究，則已推進到後中共時代的具體執行層面。
習的接班人危機：使中共崩潰過程具體化
有意思的是，章家敦和沈大偉都不是天生的「唱衰中共派」。章家敦第一次到中國時，和很多初次到中國的外國人一樣，充滿了好奇和興奮，甚至有點回家的感覺。正因為在中國生活時間長了，不再是走馬觀花，不再是享受特殊待遇的客人，才真正地深入了解了中國。
沒有人能預測中共會以什麼方式崩潰。然而，習近平的接班人危機把中共崩潰的過程具體化了。
中共建政後至少有一次黨魁的接班人危機導致正統的路線和方向發生了偏移。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把自己正式或非正式的接班人一個接一個地消滅掉了。最後的接班人並不是能繼承他衣缽，而是最不可能否定他政治遺產的華國鋒。
但由於毛並沒有走正式程序指定，以至於華國鋒不得不用「你辦事我放心」這種極其含糊的「最高指示」來證明自己接班的合法性。不過這終究沒能保住毛的路線，也沒能保住自己的位置。毛的「繼續革命」被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
習近平也把別人給他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以及任何有可能成為他接班人的潛在候選人，都取代掉了。但他和毛澤東的接班人危機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毛死了，中共還有一批第一代元老可以穩定局面，方向上只要回到所謂的「新民主主義」就可以了，中國民間和國際上都對未來充滿希望，儘管有些後來被證明是幻象。而習的班子，屬於習的跟班，沒有任何一個具有權威性，這也是習刻意造成的。
國際環境也今非昔比了。經過加入世貿組織二十多年的欺騙，美國人不再上當了，中共改革開放的人口紅利、低人權等優勢也消耗殆盡。
如果說毛之後中共還能有一次類似脫胎換骨的重啟動，現在的情況就是病入膏肓了，中共已經回不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上去了。
而在民間，中共統治把中國民眾原子化了。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只是換了統治者，只要新政權一上台，人口、經濟都會快速恢復。
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是鄉紳為主的鄉村自治，朝廷的管理不下縣。中共統治一頭扎到村。土改殺地主，不僅改變了土地的主人，更是消滅了鄉村自治的基礎。中共崩潰造成的混亂和痛苦可能會超過歷史上的改朝換代。
最嚴重的是中共在統治的七十多年中，不變的是對宗教信仰的迫害。在中共的強制推動下，社會普遍的道德下滑是顯而易見的。在一般情況下，經濟的恢復相對還是比較容易的，而道德的恢復是最困難的。
然而最困難的也是最有希望的。實際上，在討論中共崩潰後的中國，更需要考慮中國的民間信仰的力量。
沈大偉主張，要真正理解真實、複雜的中國，必須將目光投向「五環外」。同樣，在討論中共崩潰過程中的困難、挑戰和對應措施時，也需要把視野放到中國民間的正義力量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