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之前，一部分人被先按住
每年九月下旬，中國有一批人的日子會突然變窄。
不是因為物價，是因為一個詞——敏感期。進京的路口開始查證，各省的信訪辦提前上門，把常年往北京跑的人一個個「穩」在原籍。有人被請去喝茶，有人被要求簽一份保證書，保證在某段時間裡不出省、不上網、不說話。樓下多出一輛不熄火的車，門口坐著兩個不認識的人，一直坐到長假結束。
被這樣對待的人裡，有失了地的農民，有房子被推掉的市民，有孩子在醫院裡沒了的父母，有信某種信仰而不肯放棄的人。
他們沒有武器，也沒有能力威脅一個國家。他們手裡最多是一疊材料，或者一句不肯收回的話。
一個政權在自己所謂「生日」之前，必須先把一部分國民按住才敢唱歌，這件事本身已經替我們回答了標題裡的問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許諾的是什麼
那天天安門城樓上宣布的「新中國」不是憑空來的。它是靠一整套承諾換來人心的。
一九九九年，學者笑蜀編了一本書，叫《歷史的先聲》，由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主體不是他的評論，而是中共在野時期黨報上的文章和社論原文。
那些標題今天讀來相當刺眼。一九四五年，《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一九四六年，《一黨獨裁，遍地是災》。那些年這份報紙天天寫：反對一黨治國，反對特務政治，要求普選，要求取消新聞檢查。
這本書出版後不久被查禁。
一份中共黨報舊文的合訂本，成了禁書。這件事比任何評論都鋒利。它說明當年那些話不是綱領，是台詞。台詞念完，戲就換了。
中共許諾的是聯合政府和普選，交付的是劃成分、土改中的暴力，以及鎮反裡的按比例處決。到一九五一年，該殺多少人被換算成人口比例，層層下達。承諾自由的人上台不到兩年，開始給殺人定指標。
這筆帳，是誰在付
我不想在這裡羅列一長串數字。數字太多會讓人麻木，而麻木正是這套機器最需要的東西。所以只講一個人。
楊繼繩，新華社退休記者。他的父親一九五九年餓死在家鄉。此後十幾年，他跑了十幾個省，翻檔案、找當事人，寫出《墓碑》。他說這是給父親立的墓碑，也是給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人立的。
三千六百萬。和平年代，沒有戰爭，天災也解釋不了。這本書至今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一個新華社的老記者，為自己餓死的父親寫一本書，在他自己的國家印不出來。
再往後的帳，一筆一筆都還在。文革不必講數字，講人和人之間被毀掉了什麼就夠了：學生打老師，妻子檢舉丈夫，孩子在批鬥會上帶頭喊口號。那種把親人變成對手的技術，此後一直沒有失傳。
一九八九年那個夏天之後，一代人學會了閉嘴，並且把閉嘴叫做「成熟」。
再往後，一胎化留下的空搖籃，強拆留下的水泥堆，二零二二年上海人在陽台上敲盆的聲音，烏魯木齊那場火，白紙上什麼都沒寫，可誰都讀得懂。
這些不是「發展過程中的失誤」。同一套邏輯換了年份，換了名詞，運行方式完全一樣：先定一個不容置疑的目標，再決定哪些人可以被犧牲。
帳單上最長的一筆
1999年7月，這套國家機器對準了一個極為特殊的人群。
法輪功修煉者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不謀求政權，不參與政黨政治，從未訴諸暴力，義務教功且來去完全自願。他們以「真、善、忍」為核心理念，清晨在公園裡煉功健身。到九十年代末，官方內部調查估算的人數已達7,000萬至上億人。
中共體系的不安恰恰在此爆發。問題不在於這群人觸犯了什麼法律，而在於其龐大的人群完全游離於黨務體系之外，不接受思想鉗制。一個將絕對掌控視為政權安全底線的體制，無法容忍任何不受其擺布的精神力量。
2000年2月，山東濰坊58歲的退休女工陳子秀，僅因進京反映真實情況、拒絕放棄信仰，在地方關押場所遭受連日酷刑後罹難。《華爾街日報》常駐中國記者伊恩‧約翰遜對此案進行了詳盡的獨立調查，該系列報導隨後榮獲2001年普利策國際報導獎。
在約翰遜冷靜的筆觸下，記錄了家屬認領遺體時的慘烈物證：陳子秀小腿發黑，背部布滿鞭打傷痕，牙齒折斷，耳部腫脹青紫。地方醫療機構出具的證明上卻公然寫著自然死亡。在家屬四處奔走不到一個月內，其遺體即被官方強行火化。
這樣的名字並非個例。20多年間，海外明慧網經民間渠道核實確認、有名有姓有據可查的迫害致死案例已超過5,000人。而公眾對這一龐大群體的認知，卻長期被官方壟斷的國家級影像所徹底覆蓋，最典型者莫過於2001年1月除夕當天天安門廣場的自焚事件。
那場突發事件留下了太多無法自圓其說的疑點。事發當天，CNN攝影人員在現場拍攝的第一手素材被警方當場沒收。然而事發後不久，《華盛頓郵報》記者潘公凱趕赴死者劉春玲生前居住的河南開封進行實地走訪，鄰居們明確向外媒證實，從沒見過她煉法輪功，並透露她曾在當地夜總會工作。這篇深度調查刊登在當年2月4日的《華盛頓郵報》頭版。
至於官方反覆播出的電視宣傳片中，同樣包含了違背基本醫學常識的畫面：一名剛接受過氣管切開手術的12歲小女孩，竟能在病床上思路清晰、聲音響亮地對著鏡頭接受採訪並唱歌。
從現場拍攝禁錮到獨家素材剪輯，整個敘事被牢牢鎖定在單一權力源頭手中。公眾在屏幕前看到的不是證據，是被允許看見的版本。
中共慶得下去，是因為人們不知道真相
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真心覺得這一天值得慶祝？這個問題不能用「愚蠢」來回答。
大饑荒在官方敘事裡被壓縮成「三年困難時期」幾個字。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在搜索框裡只剩下經過篩選的碎片。父母那一代人知道一些，但學會了不講，甚至真心以為不講才是對孩子的保護。
於是防火牆才有了它真正的功能。它擋的從來不是外國網站，它擋的是一個人自己去核對的能力。
很少有政權願意長期把這麼複雜的技術和行政力量，用在阻止本國人打開一個網頁、核對一段歷史上。一個真正拿得出成績的政府，不會怕別人查。
一個人一輩子只被允許看到一個版本的故事，他當然覺得那個故事沒問題。這不是他的錯，但也不能成為那個故事為真的理由。
值得慶的那一天還沒到
據退黨網站公布，累計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已超過四億六千萬人。絕大多數人用的是化名，做完之後不告訴任何人，包括家人。
它不能代替選票，也不等於一次獨立民調。但它記錄了一種在沒人看見、沒有掌聲，也沒有任何保障的地方完成的切割：這個東西，我不要了。
它比廣場上排練過的掌聲誠實。
七十七年，這個政權從未接受過一次全國範圍的自由競爭選舉，也從未允許對自己造成的重大災難進行獨立調查和公開追責。每逢自己的生日，它還要先把一部分國民按住。
它慶祝的不是這個國家，是它自己還沒有倒。
真正值得慶祝的那一天遲早會來。到那一天，不需要發通知，不需要擺花壇，不需要清場，也不需要誰替誰決定能知道什麼。
人會自己走出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