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讀書的中國留學生中間，流傳著一種不必說破的經驗。課堂上說了幾句關於香港或人權的話，或者在校園集會中露了臉，過不了多久，國內的父母就會打來電話。電話裡的聲音壓得很低，說轄區派出所的警察剛來家裡坐過，喝了杯茶，客客氣氣地問起孩子在國外跟什麼人來往。
人權觀察（HRW）2021年發布的調查報告記錄了多起類似案例，受訪的中國大陸和香港學生面對這種看不見的壓力，大多只能默默承受，報告的標題借用了學生的說法，「他們不懂我們的恐懼」。
這種恐懼幾乎不留下紙面證據。電話那頭沒有激烈的字眼，只有母親止不住的嘆氣和叮囑。境內的警察用不著跨越大洋，在老家敲一扇防盜門，分量就足夠了。於是有人在悉尼街頭喝咖啡時下意識壓低聲音，有人在深夜刪掉剛寫好的兩行朋友圈，還有人在集會拍照的瞬間本能地側過臉。人站在言論受法律保護的土地上，嘴上依然掛著一把從國內帶出來的鎖。
2026年9月8日，澳大利亞參議院將跨國鎮壓與外國干預問題交付外交、國防和貿易參考委員會調查，書面意見徵集定於10月19日截止。這項調查有它的來路。2026年4月，澳大利亞人權專員洛林·芬萊致函外長黃英賢，要求國會就跨國鎮壓啟動專項調查，她形容這個問題一直藏在眾目睽睽之下。幾個月後，調查有了明確的時間表。
博物館裡的懸賞牆
2023年7月3日，香港警方以違反國安法為由，通緝八名身在海外的民主派人士，每人懸賞100萬港元。其中兩人住在澳洲，一位是定居阿德萊德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一位是在香港執業多年、如今住在墨爾本的澳洲公民、律師任建峰。特首李家超當時表示，會把他們追到天涯海角。
人抓不回來，警察就去敲家人的門。2023年9月12日早上，國安警察搜查了許智峰岳父母在元朗的住所，把兩人和他們的兒子帶到青山警署和元朗警署，理由是「協助調查」。據公開報導統計，到2024年1月中旬，首批八名被通緝者的親友中，至少39人被警方帶走問話，其中7人被捕。許智峰的岳父母沒有被控任何罪名，他們走進警署，只因為女兒嫁給了這個人。
2025年8月，澳大利亞給予許智峰政治庇護，在此之前，香港當局已經查扣了他的資產。據《悉尼先驅晨報》報導，許、任兩人的通緝傳單還曾被人匿名散發到阿德萊德和墨爾本，也就是他們生活的城市。
同一篇報導還提到，香港一家主要歷史博物館設了一面「潛逃者」展牆，許智峰和任建峰的名字都在上面，旁邊標著100萬港元懸賞，悉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崇義也在牆上，懸賞20萬港元。展覽同時介紹了澳大利亞2018年推出的《外國干預法》，用來說明北京在香港推行國安法自有先例。這部法律當年讓北京很惱火，如今成了北京自己的展品。任建峰對記者說，把兩地的法律相提並論是誤導，「法律內容不一樣，程序保障不一樣，制度保障也不一樣」。他列舉說，澳洲沒有指定的國安法官，不會剝奪陪審團審判，國安案件也不預設不准保釋。博物館借走的只有這部法律的名字，陪審團和保釋制度都還留在澳洲。
一份有缺陷的稅務舉報
香港的懸賞針對政治人物，名字和照片是公開張貼的。面對一個信仰群體，北京的手法更隱蔽，手也伸得更遠。2023年1月至5月，居住在加州的陳軍與林峰受一名中共官員指使，企圖利用美國國稅局的舉報人計劃，撤銷神韻藝術團的免稅資格。神韻由法輪功學員創辦和運營。
陳軍先向國稅局遞交了一份舉報材料，法庭文件說這份材料有明顯缺陷，措辭和中共用來給打壓法輪功找理由的宣傳如出一轍。為了推動立案，兩人找上一名他們以為可以收買的國稅局人員，2023年5月14日在紐約州紐堡先付了1000美元現金，四天後林峰又在肯尼迪機場交出4000美元。他們許諾，國稅局一旦對神韻啟動審計，再付5萬美元，日後國稅局發放的舉報人獎金也分給對方60%。按這個算法，北京在海外打壓一個信仰團體，最後還要美國國稅局出一筆獎金。
那名「國稅局人員」其實是執法部門的臥底。調查人員截獲的通話顯示，陳軍說這些錢是為了「搞垮」法輪功，兩人還商量過按那名中共官員的要求刪除指令，以免被追查。2024年7月，兩人在紐約南區聯邦法院認罪。9月26日，林峰被判16個月監禁，以已羈押的時間抵扣。11月19日，陳軍被判20個月監禁，外加3年監督釋放，並沒收5萬美元。
美國司法部在新聞稿中寫道，中共把法輪功視為對其統治的五大威脅之一，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面臨包括監禁在內的各種懲處。美司法部的措辭相當克制。自1999年7月起，這個以「真、善、忍」為核心理念的群體在中國遭受全國性的迫害，大批學員被關押、被強制「轉化」，有人在酷刑中死去。神韻在世界各地巡演，因把這段迫害搬上舞台，北京把它當作海外必須打掉的目標。
陳軍與林峰案件的分量在於，兩份認罪協議和兩份聯邦判決，把中國境內持續二十多年的迫害和美國境內的跨國鎮壓寫進了同一份卷宗。下指令的是同一個政府，在國內用警察和看守所，到了美國就打國稅局的主意。
敲門聲應當被記錄在案
香港的懸賞和中共在加州的賄賂，手法不同，背後是同一套邏輯。一個群體被北京列進名單，人到了海外，名單並不跟著作廢。對大多數普通華人來說，這種壓力不會以通緝令的形式出現，它最常見的樣子，就是老家母親那通欲言又止的電話。
自由之家2025年的專題報告指出，澳大利亞約一半人口本人或父母一方出生在海外，而現行法律對跨國鎮壓缺乏清晰界定，許多受到威脅的人求助無門。2025年8月，澳洲聯邦警察首次以外國干預罪起訴一宗針對本地社群的刺探案，被告被指受中國公安機關指派，暗中蒐集堪培拉一個華人社團的成員信息，案件目前仍在審理中。這類起訴能抓到的，只是在澳洲境內動手的人。今年7月，澳大利亞國家安全立法獨立監察官審查2018年的《間諜與外國干預法》，提出20項建議，其中包括增設「脅迫遣返」罪，專門懲治外國勢力逼迫澳洲居民離境的行為。
一通由親人轉述的隱晦警告，很難套進現有的刑事罪名。下指令的人在大洋彼岸，擔驚受怕的人在悉尼或墨爾本，被敲響的那扇門在國境線另一側，澳洲的法律搆不著。
澳洲參議院委員會這次調查，給這些說不出口的經歷留了一個正式的出口。10月19日截止前，公眾可以通過官方渠道提交書面意見，社群受壓的情況，親身經歷的恐懼和取捨，都可以作為證言遞交。提交者可以申請隱去身分，也可以要求整份文件保密。
出了國為什麼仍不敢說話？因為說話的代價會被轉嫁到國內親人身上。沉默保護不了家人，只會讓下一通電話來得更理所當然。這一次，那些讓人在深夜噤聲的敲門聲，有機會被一個主權國家的議會完整記錄在案。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