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要「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然後，頭腦不斷發熱、發燒，政策越來越左，導致中國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大饑荒，全國餓死3600-4500萬。
其中餓死最多的，是被稱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四川。四川餓死了多少人呢？保守估計是1000萬，實際可能1250萬。
一，四川餓死1000萬的由來
1962 年 6 月19日-7月9日，共青團在北京召開三屆七中全會。團中央委員、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團中央候補委員、共青團重慶市委副書記於克書一道赴京參會。
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資料，想藉此機會，向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
會議期間，胡耀邦專門找廖伯康談了一次話，然後寫成簡報，上報中央，並口頭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
楊尚昆是四川人，很關心家鄉的情況，決定找廖伯康、於克書好好談一談。
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一間小會議室，楊尚昆跟廖伯康、於克書作了一次長談。
楊尚昆說，他找四川多位幹部談過，有的說「不了解情況」，有的「有顧慮」，有的「顧左右而言他」。
「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裡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 400 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鈎，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 800 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 1000 萬。」
「 1000 萬？你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實際上恐怕不止。」
「為什麼？」
廖伯康說：「這還只是到 1960 年的數字，從 1961 年到 1962 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 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350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的時候，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 250 萬！但我正式反映只說死了1000萬。」
楊尚昆聽到這裡，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說著吩咐祕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裡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裡面拿出一個摺疊帳本式本子，打開看了一下，又說了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
二，四川大饑荒的慘狀
郫縣、溫江，是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地方，歷史上鮮有饑荒餓死人的記載。
據現在可以查證的資料，郫縣人口1958到1961年4年間，由28萬降至23萬，淨減5萬。全縣勞動力比1958年減少近20%，有7個公社減少30%。
溫江地區人口1957年為494萬，1961年為433萬，4年淨減61萬。全部非正常死亡約90萬。
滎經縣位於川西大相嶺東北麓，雨量充沛，山青水秀，四季常綠，此前從來不虞饑荒。但在大躍進年代，這裡卻成了人間地獄。
當年滎經全縣人口9萬，餓死的竟然達到5萬左右，已超過該縣一半人口，3年中以1959年死人最多，為3.5萬。
據《四川滎經大饑荒紀實》一書記載：1959年10月，滎經縣出現大規模人口浮腫和死亡現象，幹部群眾以各種方式維持生計，上山剝樹皮、刨樹根、采野菜、挖觀音土，走頭無路就偷集體的飼料和種子，還出現人吃人，甚至殺活人來吃。最慘的是家裡親人被飢餓者吃掉。
六合鄉星星村農民楊六蓉一家七口，先餓死她父親等三人。1959年臘月接近年關，她和母親、奶奶、弟弟去公共食堂等待分一點食物。她母親餓昏過去，她的份量就被人吃掉了。她的奶奶領到食物後，不管自己的媳婦，還對兩個孫子說，「快點走，不然你媽又活過來，要吃我們的，我們又沒拿她那份。」楊六蓉隨奶奶回家後，再也沒有見過母親。她母親當天餓死在食堂。直到第二天傍晚，她才知道，「我媽媽被人砍成幾塊背回家去吃了」。
那時，滎紅縣「四鄉八野，儘是哭聲。逃難的人們流向縣城，流向外地，從公社到縣城的路上，每天都有倒地的死屍。縣城四街八巷，到處都有餓死者或乾枯、或腫脹、或發臭的屍體！」「上千院壩和村莊滅絕人煙」。
廖伯康在回憶錄中談到滎經大饑荒時寫道：「有的村死得一個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只得派另一個村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從其他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
三，四川大饑荒的原因
為什麼中國會發生如此慘烈的大饑荒？為什麼四川省的大饑荒比其他省更悲慘？主要原因可能有四：
第一，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發高燒」。
大躍進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這「三高」之風，都是從中共最高層刮起來的。
1958年3月，中共召開成都會議，通過《關於1958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帳的意見》，一些主要經濟指標比這年一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提高了很多，如鋼產指標從624.8萬噸提高到700萬噸，糧食指標從3920億斤提高到4316億斤。
1958年5月底，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建議：將1958年鋼產指標提高到800-850萬噸，將1962年的指標提高到4000 萬噸。
1958年8月，中共北戴河會議通過的《關於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指出：「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目標是：糧食產量達到8000億斤到10000億斤，鋼產量達到2700萬噸，爭取3000萬噸。」
這些高指標都是毛、鄧等頭腦「發高燒」搞出來的。
在這些「高指標」引領下，從1958年6月起，全國「高產衛星」滿天飛；「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五風勁吹。
1958年下半年，一些地方民眾生產生活出現嚴重問題，從上到下，有一些領導提出「糾左」問題。毛也講了一些「糾左」的話。
但是，到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當毛看到彭德懷寫給他的一封講真話的信之後，雷霆大怒，發動對彭德懷的大批判，繼而在全國發動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大批判，一場更左的狂潮席捲全國。
第二，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的極左。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重用鄧小平，鄧小平則把毛的意圖傳達給李井泉，李井泉便義無反顧地忠實執行毛、鄧的意圖。這是李井泉在四川「大躍進」中大搞極左的一個關鍵點。
1952年毛把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提撥到中央工作，鄧讓李井泉當了四川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從此，鄧成了李在中央的「靠山」，李成了鄧在四川的「代理人」。據當時四川省領導李大章講：「李井泉每次到北京開會，一下飛機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鄧小平家裡。」
1958-1962年，毛不斷走向極左，鄧緊隨其後。毛、鄧的極左傳導到李井泉這兒，就是加倍的極左。
比如，1958年，四川糧食產量是2245萬噸，但層層虛報上去的是4000萬噸。毛看了這個數字大喜，提出1959年四川糧食產量要達到1500億斤（7500萬噸）。
1959年2月，李井泉召開全省市、地、州委書記會議，貫徹落實毛的指示。李井泉提出，四川要建設1,000萬畝萬斤田，並強行將這個計劃分攤到各地。有人在會上公開質疑萬斤田，李怒斥：誰懷疑萬斤田就是觀潮派、算帳派，「就不是共產黨」。
3月中旬，四川省委在重慶召開萬人大會，李井泉在會上強行要求各級幹部對畝產萬斤的高指標立軍令狀。
各級幹部立下軍令狀之後，只能是高壓措施層層加碼，各種強制手段一起上，誰反對就打擊誰。
針對向一些幹部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饑荒的問題，李井泉則毫不留情地打擊。
對那此被認為做了「對不起省委的事情」的人，他一路追查。最後，查出一個「蕭李廖反黨集團」。蕭指蕭澤寬，時任重慶市委組織部長；李指李止舟，時任重慶市委副祕書長；廖即廖伯康。他們的「罪名」是：「1962年正當我國遭受三年嚴重自然災害……蕭李廖等人……惡毒攻擊黨，攻擊三面紅旗」。
其中，廖伯康被處以「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下放」到建築工地勞動。此後20年，備受苦難。
廖伯康回憶說：「大躍進」時代有一句口號，「1年等於20年」，「我的大躍進，3小時等於20年」（指跟楊尚昆談話3小時）。
李井泉在四川緊緊追隨毛、鄧，不斷得到獎勵。1958年5月的八屆五中全會上，他被提撥為中共政治局委員，這在全國省委第一書記中是唯一一個。1960年初，李井泉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升任西南局第一書記。
從此，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李井泉就是西南地區說一不二的「西南王」。
第三，四川是全國外調糧食第一大省。
從1949年中共建政到「大躍進」期間，四川的糧食徵收量和外調量均為全國最高。
大躍進期間，中央向四川調糧，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都是打過招呼的，也可以說是下的死命令。
鄧小平到四川時曾說，調糧問題，四川還得調，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則國際影響就大了。這些話在四川一些幹部中流傳，被萬縣地委書記燕漢民歸納為：「人死在（四川的）山溝裡，總比死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強。」
1958 -1960年的三年，四川外調糧食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其中嚴重減產的1960年外調68億4千萬斤，大致相當於當年產量的 1/4 還多。
就在李井泉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結語
自古以來，中國傳統文化講：人命關天。「人命」不僅是寶貴的，而且是與「天」即神相關聯的。
天府之國——四川，由於中共的極左政策，短短幾年，竟然餓死1000多萬人。
殺一個人，是死罪；中共「極左」政策害死1000多萬人，是什麼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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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