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去世。在朱鎔基去世之際，我想起當年朱鎔基處理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事件的情形。
朱鎔基生前與法輪功學員有過一次面對面的接觸。這次接觸發生在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和平上訪之時。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一大早，從四面八方趕來的法輪功學員，在警察的引導下，分別站立在中南海北門外和西門外的馬路邊上。
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石采東等人回憶，那天早上8點左右，朱鎔基帶著幾名工作人員從中南海西門出來，直接來到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中間。
朱鎔基問：「你們為什麼到這來？誰叫你們來的？」有學員回答說：「我們要煉功，我們要修煉。」朱鎔基又問：「誰不讓你們煉了？」有學員回答說：「天津抓人了。」
朱鎔基說：「你們有什麼問題，派代表來，我帶你們進去談。」
朱鎔基讓學員選代表進去反映情況。由於學員都說代表自己，朱鎔基就隨手點了自己面前的三個學員，說：「你們可以跟我進去談嗎？」三個學員都表示同意。於是，朱鎔基便帶著他們往中南海西門走去。
北京法輪功學員孔維京在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和平大上訪中曾隨時任總理的朱鎔基進入中南海反映情況。（大紀元資料）
快到中南海西門傳達室前，朱鎔基說：「我找信訪局局長跟你們談。」然後，轉向工作人員，吩咐他們找人。之後，工作人員帶三個學員左轉進了傳達室，而朱鎔基則進中南海上班去了。
在傳達室裡，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的負責人認真聽取了三位學員反映的情況，並記錄下了他們提出的三點訴求：（1）立即釋放天津被抓捕的40多名法輪功學員；（2）給法輪功學員提供一個合法的修煉環境；（3）允許法輪功的著作公開出版發行。
隨後，中辦國辦信訪局的負責人說：他們將向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領導匯報。
當天下午，為了進一步了解相關情況，中辦國辦信訪局有關領導請法輪功研究會的工作人員李昌等到中南海反映情況。
當晚9點左右，李昌等人出來後告知大家：天津40多名法輪功學員已經全部獲釋，請大家回家。現場法輪功學員立即有序撤離，地上連一片紙屑也沒有留下，連警察丟棄的菸頭都被法輪功學員撿走了。
1999年4月25日，上萬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卻被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指為「圍攻中南海」。和平上訪合理解決後，江澤民卻對朱鎔基叫囂「糊塗！糊塗！糊塗！亡黨亡國啊！」（大紀元）
4.25事件當天，朱鎔基親自出面處理法輪功學員上訪問題說明了以下三點：
第一，朱鎔基沒有迴避矛盾，而是直面矛盾。
1999年4.25萬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和平上訪，是當時的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長期迴避矛盾、掩蓋矛盾、積累矛盾，乃至激化矛盾的結果。
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煉大法，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從中國東北的長春市傳出，因袪病健身、淨化身心有奇效，迅速傳遍中國大陸3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傳到香港、澳門和台灣，傳到歐、美、亞、澳的許多國家和地區。
但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隨著學煉法輪功的人數越來越多，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便開始使壞了。
1996年7月24日，新聞出版署下發文件，禁止出版、發行《轉法輪》等法輪功書籍，對現有書籍進行收繳、封存。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發出《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這個通知給法輪功扣上「莫須有」的罪名，要求各地公安機關以祕密方式，深入調查、搜集法輪功「違法犯罪」的證據。
此後，全國許多地方的基層公安機關，出現諸多干擾、破壞、阻撓法輪功學員正常學法、煉功事件。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甚至發出朝公發（1998）37號文件《關於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知》，下令對法輪功「立即予以取締」。
1999年4月23、24日，天津發生毆打、非法抓捕40多名法輪功學員的惡性事件。
從1996年起，法輪功學員曾長時間接連不斷地給時任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寫信反映法輪功問題。
比如，1998年8月初，4.25事件發生前約9個月，空軍指揮學院教授于長新等21名法輪功學員聯名致信江澤民，沒有引起重視。
1998年8月中旬，4.25事件發生前8個月，作為一名中紀委監察部官員，同時也是一名法輪功修煉者，我寫了一封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以掛號信方式，寄給江澤民，沒有引起重視。
1998年8月底，4.25事件發生前7個多月，中紀委監察部副局級官員葛秀蘭等135名法輪功學員，聯名致信江澤民，也沒有引起重視。
也就是說，從1996年起，無論法輪功學員給江澤民寫了多少封信，多長時間的信，措辭多麼真誠、懇切的信，江澤民全都不予理睬。
直至1999年4月23、24日天津發生毆打、非法抓捕40多名法輪功學員的惡性事件之後，法輪功學員才不得不到北京中辦國辦信訪局上訪。
當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來到中南海之後，朱鎔基沒有採取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的態度，更沒有採取與上訪學員對立的態度，而是來到學員中間詢問情況，挑選學員代表到中南海，吩咐中辦國辦信訪局領導聽取學員的意見。在朱鎔基總理的直接過問下，當天晚上，天津40多名法輪功學員全部獲釋。
矛盾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對於一個領導幹部來說，當矛盾發生之後，最重要的是能夠直面矛盾，然後化解矛盾，這樣，才能保持社會諧和、穩定。
4.25事件發生當天，朱鎔基總理對待矛盾的方式，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朱鎔基當時對法輪功的看法是正面的。
1998年5月11日，原來由中共公安部等9部委共管的氣功，改為由國家體育總局統一管理。
1998年5月15日，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親赴法輪功的發源地長春視察法輪功學員煉功情況。當晚，中央電視台晚10時在第一套節目《晚間新聞》和第五套節目中分別對此作了報導。
1998年10月，國家體育總局派調研組到長春對法輪功進行調研。組長邱玉才，組員有管謙、李志超。管謙是前中共軍隊總參謀部通信部政委，時任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副祕書長。李志超是中國中醫研究院教授、高級工程師。
調研組在長春進行了為期一週的調研，除到煉功點明察暗訪外，還在10月20日召開了52名法輪功學員參加的座談會，其中包括老紅軍、現職軍級官員、政府官員、大學教授、企業家、居委會主任、工人等。
在認真聽取法輪功學員發言後，邱玉才說：「關於法輪功問題，國家體總委託我和管謙、李志超，到長春對法輪功做一個了解。
「通過調查了解，長春有十幾萬人在煉法輪功，而且層次較高，有十幾所大專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導師、高級幹部，還有從工人到知識分子各個層面上的都有，確實功效很顯著。這一方面沒有疑議。
「我們認為法輪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錯，對於社會的穩定，對於精神文明建設，效果是很顯著的，這個要充分肯定。
「對於在座的各位認真負責地為我們介紹你們修煉法輪功的情況和你們的看法，我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們要如實地、實事求是地把你們的情況向國家體總和評委會同志們介紹、匯報。」
1999年2月，美國「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曾刊文討論中國當時出現的「氣功熱」。 文章寫道：「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說：『法輪功和其它氣功可以使每人每年節省醫藥費1,000元。如果煉功人是1億人，就可以節省1000億元。』朱鎔基對此非常高興，（認為）國家可以更好地使用這筆錢了。」
「美國之音」2009年9月10日援引香港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的報告說：「朱鎔基兩次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同江澤民進行了爭辯，認為如果對法輪功問題不謹慎處理，就會激化矛盾。江澤民認為，『六四』十周年來臨的非常敏感時期，一定要採取強硬措施對付法輪功，否則會亡黨、亡國。該中心說，這個信息來自一個相當可靠的消息人士。」
第三，朱鎔基見證了法輪功學員沒有「圍攻」中南海。
1999年7月20日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之後，為了給鎮壓找藉口，誣衊法輪功學員4.25上訪是所謂「圍攻」中南海。
什麼叫「圍攻」？顧名思義，就是包圍、攻擊。1999年4月25日那天，雖然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人數達到上萬人，但是，他們沒有「包圍」中南海。他們是在警察的引導下，按照警察的指示分別站立在中南海北門和西門外的馬路旁邊。中南海正門——新華門外，沒有一個法輪功學員。
他們更沒有「攻擊」中南海。那天的請願活動，從早到晚，平和寧靜，秩序井然。法輪功學員沒有打橫幅，沒有喊口號，沒有發表演講，沒有散發傳單，沒有大聲喧譁，沒有阻塞交通，更沒有任何過激的言論和行為，大多數人都是靜靜地站著，或在看書，或在煉功，或在小聲交談。警察站在一邊，或抽菸，或聊天，或來回走動，全都很放鬆。
朱鎔基之所以非常放鬆地走到中南海西門外的法輪功學員中，跟大家交談，還選代表進中南海反映意見，也是因為他沒有看到法輪功學員有任何不好的表現，他來到法輪功學員中間沒有任何安全上的擔心。
如果真的發生法輪功學員「圍攻」中南海事件，朱鎔基可能那麼坦然地來到法輪功學員中間嗎？
可以說，當時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就是法輪功學員沒有「圍攻」中南海的見證人。
結語
同樣面對4.25事件，中共黨魁江澤民與朱鎔基的態度卻截然相反。他把法輪功學員當成了敵人，把法輪功學員合情合理合法的訴求，當成了敵對行動。當晚，江在寫給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居然得出了必須「戰勝法輪功」的結論。
江澤民唯一在乎的是他手中的權力。他擔心學煉法輪功的人太多了，可能危及他的權力，聽不進關於法輪功的任何真話，非要鎮壓法輪功不可。
在江澤民利用他的權勢將他個人「戰勝法輪功」的看法強加給全黨之後，朱鎔基在「黨性至上」的驅使下，不得不跟江保持一致，在法輪功問題上，最終沒能守住底線，而成千古憾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