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至4月，毛澤東南下視察時，發現在他的專列上被祕密安裝了竊聽器。得知這個清況後，毛大發脾氣，要求徹查。
此事傳到中南海，引發一場大風波。到了文革時期，「竊聽」，更成為一些被打倒的中共高官的重要罪證之一。
據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回憶，1961年2月，中國新年過後不久，毛乘專列前往廣州。隨行的，除車上的女列車員外，毛還帶上兩個女機要員、一個他在中南海舞會上的舞伴——某託兒所的幼兒老師。
專列離開杭州，去武漢，中經長沙，火車停在長沙郊外的一個機場。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書記張化平和省委幾個人到專列上談話。
李志綏、幼兒老師、兩位女機要員到專列下面散步。中南海機要室的錄音員劉湊過來，跟他們一起走。大家正說說笑笑地走著。劉對著幼兒老師說：「今天我可聽見你說話了。」
幼兒老師愕然地問：「你聽見我什麼話？」劉笑著說：「主席見張平化書記以前，在臥車，你不是催他起來穿衣服嗎？」又問：「還聽到什麼？」劉嘻嘻地笑著說：「都聽見了。」
幼兒老師臉色大變，急忙走回火車。等毛與張化平等談完話後，立即向毛報告說，火車上裝了錄音設備。毛雷霆大怒，立即要求負責毛警衛工作的汪東興追查此事。
專列到達武漢後，汪東興帶著錄音員劉和梅園招待所的一個電工，趕到火車上拆除錄音設備。
然後，錄音機、錄音帶、電線、各種小收音喇叭等擺放在一個會議桌上。毛命令汪東興、康一民（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副主任）、毛的機要祕書羅光祿、錄音員劉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幾張照片，作為「竊聽」的證據存檔。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搞調研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突然接到中辦副主任龔子榮的電話：毛主席為在專列上安裝錄音線路的事發了大脾氣，並要求楊尚昆務必於第二天趕回北京。
當晚，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腦子中很亂，整夜未睡好。」
楊尚昆回到北京後，先後找到中辦機要室副主任、周恩來機要祕書康一民，中辦機要室主任、毛澤東機要祕書葉子龍等談錄音問題。
5月2日下午，楊尚昆向剛剛返京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匯報「錄音事件」。這天的日記中，楊尚昆寫道：「心情不安、坐臥不寧」。
5月8日晚，楊尚昆給毛寫了一封信，「對錄音事件的疏於檢查作檢討並請處分」。
5月20日上午，中央書記處開會。會後，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楊尚昆一起商談關於錄音問題的處理意見。處理意見有三：
一是由毛的祕書田家英任中辦副主任，以加強領導；
二是中央書記處批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作出關於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群一律不准搞錄音等五項規定；
三是中央書記處根據毛的指示，批評中辦機要室，並處分了機要室的三個人——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
一幫人大悲
毛澤東的機要祕書葉子龍，從1960年底起，就被毛派到河南信陽等地搞調研，他不是專列竊聽事件的直接當事人，但他作為中辦機要室主任，受到嚴重警告處分。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機要祕書、中辦機要室副主任康一民，當時也不在專列上，不是竊聽事件的當事人，也受到嚴重警告處分。
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機要祕書、中辦機要室副主任吳振英，受到警告處分。
1966年5月文革爆發後，更多的人受到竊聽事件的影響。首當其衝的是原中辦主任楊尚昆。
毛在文革中打倒的第一個反黨集團，就是「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楊即楊尚昆。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陸定一和楊尚昆錯誤問題的說明」，其中，楊尚昆的問題第一條就是：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裝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
在這之前，楊尚昆就已被調離中南海。
1965年10月29日，楊尚昆來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十時半，周（恩來）、鄧（小平）、彭（真）三人約我談話，這是一次不尋常的談話，十分值得記著，永遠不要忘記！」他還寫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30日的日記寫道：「心情不安，什麼東西都看不下去，勉強看了一些文件。」31日的日記寫道：「整天沒有精神，無心看什麼。」
楊尚昆為何如此心神不定？因為他被免去已擔任20年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不得不離開已呆了16年的中南海，改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
1966年5月22日，在廣州的楊尚昆被告知：他已被停止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免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改任肇慶地委副書記。因身體不適，5月28日，改任山西臨汾地委副書記。
楊尚昆到臨汾僅一個多月，1966年7月3日，中共中央宣布：對他實施「監護審查」，從此，他被監禁長達12年。
葉子龍被由北京衛戎區「監護審查」達七年多。康一民、吳振英已調離機要室，也被揪到學習班批鬥，被抄家，後被下放到江西省進賢縣中辦五七幹校監督勞動，直到1979年平反後才回到北京。
竊聽事件還株連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官員，包括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公安部十二局局長狄飛，公安部十二局副局長丁兆甲，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浙江省公安廳原廳長王芳，武漢市公安局局長謝滋群，武漢市公安局副局長朱漢雄，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蘇漢華，總參謀部通信兵部黨委常委王諍，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李伍等。
毛為何大怒？
據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回憶，中辦機要室副主任康一民，乘飛機從北京趕到武漢。康對汪很不滿意。康說汪應該明白，沒有中央幾位領導人同意，無論楊尚昆還是葉子龍都沒有這麼大膽。康認為汪沒有在毛面前說點好話遮掩過去。
汪說，這個事，以前沒有任何人打過招呼，這次是毛發覺的，怪不上別人。吵的結果，由汪去向毛報告，就說是機要室會議科想留下毛談話的資料，以後好寫黨史。
毛聽了以後更生氣，說：「他們是不是從現在就開始準備赫魯曉夫式的黑報告？」
毛的私生活放縱早是領導間公開的祕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懼還是在對他權力的潛在威脅。
毛要汪將過去錄下來的材料全部收繳、焚毀。毛說：「不要留著將來做黑報告的材料。」
劉錄音員「坦白交代」，杭州汪莊也裝有錄音設備。汪報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隊丁隊長去拆除。
毛認為這是「中央幾個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書記處針對他的行動，採取的特務手段。結合這些年來反斯大林的經驗，他認為這是反他的準備行動之一。
很自然，從這時起，他對「中央幾個人」的隔閡增加了，懷疑更大了。這些疑懼都在文化大革命時爆發出來。
李志綏的這個回憶，可能是真實的。
毛淫亂的私生活被「竊聽」，是毛大怒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從1956年2月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批判斯大林以來，毛心頭有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那就是：擔心他身邊睡個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擔心這樣的人祕密蒐集他的「黑材料」，搞政變，奪他的權，或有朝一日也像赫魯曉夫一樣對他進行批判。
誰下令「竊聽」的？
1959年11月，毛在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談到中蘇關係時，他關照參加會議的人不要做記錄。中共中央副祕書長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要不要錄？」毛很生氣地說：「誰叫錄音的？以後誰再錄音就開除誰的黨籍！」
毛的機要祕書葉子龍立即讓錄音員停止錄音。葉子龍在回憶錄中寫道：「從此，機要室就再沒有自行派錄音員跟隨毛主席外出錄過音。」
1980年10月23日，中央書記處批准中辦《關於原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祕密錄音」問題的複查報告》。報告稱：
一，楊尚昆在原中辦機要室的錄音工作上，從來沒有搞過陰謀活動。過去在黨內外公布的有關楊尚昆在這個問題上的所謂錯誤，是不存在的，建議中央予以徹底平反；
二，借錄音問題強加給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等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統統推翻，徹底平反；
三，1961年1月至4月的錄音，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是沒有責任的，因而1961年給他們的處分是不適當的，建議中央予以撤銷；
四，鑒於所謂「祕密錄音」一案株連人員很多，影響很大，建議中央將這個複查報告批轉有關單位，以消除影響。
根據上述複查報告，楊尚昆、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在1961年的竊聽問題上沒有任何責任。
那麼，到底是誰決定1961年1-4月在毛的專列上安裝錄音設備，並派中辦機要室會議科的錄音員在車上錄音的呢？
只能是比楊尚昆地位更高的「中央幾個人」了。當時，楊尚昆的頂頭上司有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中共政治局委員彭真等。
毛所說的「中央幾個人」，可能就是劉、周、鄧、彭了。
文革中，毛將劉、鄧、彭全部打倒，對周嚴加防範，可能與他們下令搞「竊聽」有關。
結語
眾所周知，中共是全世界最愛搞監控的，包括竊聽。這是中共維護極權統治的「法寶」之一。
但是，作為中共高層領導，他們誰都不願意別人「竊聽」他們。毛澤東是如此，周恩來、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等，都是如此。
但是，要得人不知，除外己莫為。
毛澤東大怒「竊聽」、千方百計防「竊聽」，嚴懲「竊聽」的人。毛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毛死後，在毛身邊做了19年保健醫生的李志綏，會在美國出版《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將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關於毛的鮮為人知的密聞公諸全世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報導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