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多少「靈活就業」人員？2021年初官方數據2億多，僅僅5年過去，陸媒稱已漲至3.2億了。為什麼漲勢如此凶猛？惟恐龐大的「靈活就業」人群衝擊政權，當局應對的一項重大管控政策竟是「數據找人」、強制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這到底是讓「靈活就業」人員增加安全感，還是又一輪割韭菜呢？
中共官方「靈活就業」概念歪曲國際標準
「靈活就業」作為政策概念，首次出現在2001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指採取非全日制、臨時性、階段性和彈性工作時間等多種靈活的就業形式。當時中共搞「國企脫困三年改革」，爆發失業潮。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全國66個城市進行調查，首次在內部估算出全國約有1.45億人（其中城鎮約7,500萬，農民工約7,000萬）處於臨時工、小時工、勞務派遣或進城打零工的靈活就業狀態。不過，官方當時稱之為「再就業」或「自謀職業」。
2011年中共《社會保險法》採用了「靈活就業人員」這一法定身分。2020年出台的《關於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將網絡主播、網約車司機等數字零工正式歸入靈活就業。
需要指出的是，2003年，中共國家統計局正式採用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標準定義——「在調查參考週內，為了取得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只要從事了1小時以上的有償勞動，即算作就業」。解讀這一國際標準，要結合中國的現實。
第一，中國沒有西方發達國家那樣全民覆蓋、高福利的兜底失業救濟金。一個中年失業者如果這週只送了1小時外賣、賺了15塊錢，他在統計上成了「已就業人口」，但在現實中卻只能買一碗麵吃。長期以來，中共的「失業率」數據在國內外都被當作笑話。許多人認為中共這麼做，是在「美化失業率」、玩文字遊戲。
第二，國際標準中，就業包含三個維度的指標：就業、失業、不充分就業（Underemployment）。那些一週只工作幾小時、但渴望幹滿40小時的人，在國際標準裡屬於「時間相關型不充分就業者」。可中共國家統計局在發布數據時，只公布「失業率」，卻不公布「不充分就業率」。而中共的「靈活就業」，在絕大程度上，應屬於「不充分就業」：想工作掙錢，卻缺少機會。
中國「靈活就業」人口的暴漲
中國「靈活就業」，在國際上對應的是「非標準就業」 (Non-Standard Forms of Employment, NSE)。所謂標準就業指：固定雇主，簽訂全職、無限期／長期勞動合同，享有標準福利。非標準就業包括：臨時就業（諸如定期合同工、項目工、季節性工人、以及按天結算的日結工），非全日制就業（ILO的通用參考線通常是每週工作時間少於30或35小時），多方勞動關係（最典型的就是勞務派遣（Agency Work）和分包、外包，勞動者被派遣到其它公司幹活，出了問題由派遣公司負責），自僱與變相自僱等。
中國卻有特殊的國情。計劃經濟時代，勞動者只分三種：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農民。「改革開放」後，轉向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結構大變化，失業問題凸顯，產生了大規模的國企下崗職工和農民進城務工，當局被迫漸漸調整相關政策，這才有了「靈活就業」的說法。2012年底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經濟走下坡路，「靈活就業」問題日益突出。
研究估測，在2015年，靈活就業人員約1.2億人，主要有兩大部分，一塊是失業的「替代品」或短期的「避風港」，一塊是與數字經濟深度捆綁的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網絡電商等「新就業形態」（2012年起平台經濟大爆發）。
2018年中美開打關稅戰，當局首次提出「六穩」，第一穩是「穩就業」，可見失業問題已進入到中共經濟政策的中心位置。
2020年起的三年疫情，中國經濟遭到致命性打擊，「靈活就業」人員大增。2021年3月11日，中共總理李克強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說：「現在中國的靈活就業正在興起，已經涉及到兩億多人。」也就是說，從2015年到2021年初，「靈活就業」人員增加近1億人。
這遠沒到底。疫情及中共的「動態清零政策」對中國經濟的打擊持續發酵，2024年底，官方及權威媒體等確認，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超過2.4億人；2025年攀升至2.8億人左右。2026年6月，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發布《2025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預測，2026年官方定義的所謂靈活就業人員將達到3.2億人，占到全國總勞動力（約7.25億）的44%。這意味著在目前的中國，將近一半的上班族屬於沒有長期全職勞動合同的「靈活就業者」。
而且，從2021年初到2026年「靈活就業」人員又增加的1億人裡，很大一部分來自「隕落的中產」（注意，中國缺乏嚴格意義上、代表社會主流和中間的中產階級，只有「中等收入群體」）。
2020年12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明確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之後陸續出台政策，「一紙文件打到一個行業」，諸如教培行業、房地產及周邊建築／設計產業鏈、互聯網大廠（35歲門檻裁員）、金融以及外貿行業深受影響，導致大批擁有高學歷、高薪資、城市房貸的白領失去正規就業崗位，流向了網約車、外賣配送、或大廠外包零工。
有研究指，過去的「靈活就業」主要是低學歷底層，但根據2026年的數據，知識型、高技能型的靈活就業者目前已占到靈活就業人口的35%以上。
當局的兩大管控措施
「靈活就業」的大規模、快速擴張，對經濟、政治、社會等多層面造成重大衝擊，中共窮於應付。這裡僅略談兩點。
其一，維穩。舉例而言，中共五中全會前夕，中南海向各地下發的維穩密令中，把靈活就業中的「三車兩員」群體列為維穩對象。所謂「三車」，是指貨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出租車司機；所謂「兩員」，是指：快遞員、外賣員。
密令聲稱，要嚴防他們為了利益訴求群體規模聚集。為此，要對這些群體進行深入排查，緊盯煽動罷工、組建工會、揚言遊行示威等涉穩風險苗頭，針對性做好線索落查、教育穩控等工作，嚴防風險落地成勢。當局為什麼這麼恐懼呢？
孟春的一篇評論有著透徹分析：他們人數眾多，且處在城市運轉的關鍵節點；雖分散在各地，卻可能通過網絡迅速聯繫；利益訴求具有共同性，容易從經濟問題發展為集體行動；可能成為各種社會不滿相互呼應的連接點；比經濟不滿更令當局敏感的，是他們的自主組織能力。
過去，當局害怕「流民」造反；現在，「三車兩員」的潛在能量或已遠遠超過「流民」，當局焉能不懼？
其二，強制加入城鎮職工社保。為此，當局已公開宣稱「數據找人」。
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社保的窟窿越來越大（例如2025年，純保險費收入約9.12萬億元，同比增長3.3%；而總支出約11.14萬億元，同比增長5.4%；補缺口主要靠財政補貼），迫切需要龐大的「靈活就業」人口來補血。
根據相關學術機構研究：2025年，中國靈活就業人口規模約2.8億人，其中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人數約8,500萬至9,800萬人，占比約為31%至35%。換言之，超過60%的靈活就業人員未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處於斷繳狀態；而當局「數據找人」，找的就是這些人。
可問題是，這些人可能大部分都沒有能力。他們「靈活就業」之所得，不能支持一個月千元以上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以江蘇為例，2026年，養老保險繳費最低檔每月繳費1,005元、最高檔繳5,025.4元；此外，基本醫療保險月繳費金額為407元。而2025年江蘇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平均工資也就約6,655.7元（稅前），也就是說月平均工資的約1/5交社保了；可很多人是「被平均」的，還拿不到6,655.7元這個數，負擔就更重了。
結語
對於龐大的、還在增加的「靈活就業」人口，當局在「維穩」上是嚴陣以待，在經濟上是割韭菜。這必然會刺激「靈活就業」群體的不滿。當今的中國，可謂遍地乾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