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府非常清楚台灣問題的敏感性，也注重政策宣示方式。5月14日「川習會」一結束，盧比奧就在北京大會堂內接受NBC News專訪，說「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政策沒有改變」，並表示對台軍售不是重點討論議題。此外，被問到中共的軍力擴張時，盧比奧說中共的野心應該不僅僅局限於台灣。
川普則以個人化的方式透露，習近平問他如果爆發台海衝突，美國是否會保衛台灣？「我說，我不談這個。」川普告訴記者，「只有一個人知道答案，你知道是誰嗎？只有我。我是唯一知道答案的人。」在川習會期間，他沒有向中方就台灣問題做出任何承諾。更令人驚訝的是，川普還2次公開表示要與「那個目前治理台灣的人（意指賴清德）」直接通話。
盧比奧還在川習會後馬不停蹄出訪，與印度、日本等同行會晤，參加「四方安全對話」外長會議，重申美國對台灣的政策「維持不變」，強調任何試圖以武力改變台灣現狀的行為都將是「嚴重的錯誤」，並會引發全球性的連鎖反應。
這些都是川普政府台灣政策的重大表達，既反擊了中共別有用心的大外宣，又向台灣和世界傳遞了遏制中共武力犯台的堅定意志。
不過，究其質，台灣是個歷史遺留問題，它起源於80年前的杜魯門政府（1945年-1953年）時期。在一定意義上，台灣問題與杜魯門政府的三個誤判是分不開的。
其一，誤判中國的戰略重要性
羅斯福被認為是美國歷屆總統裡最親華的。例如，在抗戰最黑暗時，美國是唯一大規模援華的國家；1943年廢除《排華法案》；在邱吉爾、斯大林都反對時，他力排眾議，堅持中國必須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羅斯福認為，「中國要成為一個大國，至少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訓練」；而他之所以把中國列為四大國之一，「並不是他沒有意識到中國現在的軟弱，而是著眼於將來，……畢竟中國是一個有四億人口的國家，我們最好把它當作朋友看待，而不能使它成為麻煩的潛在來源。」
關於中國在二戰中的意義，羅斯福有高度評價：「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區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突擊，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吞埃及，斬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突發腦溢血病逝，副總統杜魯門被迅速「轉正」。杜魯門的中國觀與羅斯福大異其趣。1950年6月朝鮮戰爭戰之前，在杜魯門政府的全球戰略棋盤上，中國被排在「第三順位」，屬於可放棄的邊緣地帶。杜魯門政府奉行「重歐輕亞」戰略，認為核心利益在西歐與地中海，遠東核心是日本與西太平洋島鏈，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不具備現代工業戰爭的能力，「不值得美國親自捲入全面戰爭」。遠東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有不同意見，認為「亞洲第一，中國是核心」，遭否決。
其二，誤判中共的性質
抗戰期間，中共對美實施戰略欺騙，宣稱 「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美國的同情。」並利用斯諾，搞出了個大外宣作品《西行漫記》。其影響之大，以至於羅斯福總統三次和斯諾密談中國問題，對中共採取了基本上聯共容共的態度。
從1941年皖南事變對國民政府施壓，到派駐延安與中共建立官方聯繫的美軍觀察組（又名「迪克西使團」，1944年7月至1947年3月），羅斯福政府政府被中共（加上蘇聯間諜）日益誤導而不自知，甚至派出赫爾利調停國共關係（(1944年9月一1945年11月），這在美國外交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杜魯門上台後，仍認為中共屬於追求民主的「土地改革者」或「赤色分子」，而不是徹底的極權暴政（中共故意欺騙美國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並不密切，國民政府不值得支持）。杜魯門派出特使馬歇爾將軍赴華調停（1945年12月-1947年1月），試圖促成國共合作，建立一個由國民黨主導、中共參與的聯合政府，以防止中國完全倒向蘇聯陣營。調停極有利於中共。例如，在軍事上，停戰令讓四平之戰大敗的中共林彪軍隊得到喘息之機；蘇聯大舉軍援中共之際，美國卻對國民政府進行軍火禁運；政治上，有助於中共聯合民盟以「憲政」之名圍攻國民政府。最終，調停失敗，中共還罵馬歇爾。可馬歇爾仍認為，雖然中共方面「真正極端之共產黨徒，則不惜任何激烈之手段以求達到其目的」，「但在余看來，共產黨方面，確有自由分子集團在內」。馬歇爾返美後出任國務卿，主持了「脫身政策」，放任中共竊國。正因為杜魯門政府對中共本質認識不清，才有「等待塵埃落定」政策，貽害無窮。
其三，誤判蔣介石和國民政府
從1938—1945年，蔣介石曾先後六次登上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面。在羅斯福眼裡，「蔣介石就是中國」。除了在1944年的一段時期裡採取了壓力政策外，在中美結盟的大部分時間裡，羅斯福都大力支持蔣介石。羅斯福樂觀地相信：一個經過改革的國民黨中國可以同美國合作，保證戰後亞洲的穩定；而要改造中國，非蔣介石莫屬。
杜魯門卻痛恨蔣介石，認為國民政府不可救藥。1947年魏德邁建議援助國民政府，被杜魯門斷然拒絕。1948年美國大選，蔣介石把賭注壓在杜魯門的對手身上，更加深了杜魯門的反感。由此人們看到諷刺的一幕：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聲明美國不能容忍共產主義向任何國家擴張，要求國會授權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4億美元的緊急援助，以防止兩國落入共產主義陣營；但是，杜魯門卻對與中共殊死搏鬥的國民政府實行軍火禁運。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嚴詞批評蔣介石，表示美國在戰後中國情勢已盡力而為，最後失敗應由中國國民黨負起全責。《中美關係白皮書》的發表，標誌著美國退出國共內戰（中共卻不領情，毛澤東親寫五篇文章大罵美國），對國府「反共抗俄」的民心士氣打擊很大。
白皮書發表後一日（8月6日），蔣介石在日記上說：「甚嘆我國處境，一面受俄國之侵略，一面美國對我又如此輕率，若不求自強，何以為人？何以立國？而今實為中國最大之國恥，亦深信其為最後之國恥。」
結語
蔣介石在大局崩潰之際，艱苦卓絕，遷政府於台灣，為中華民族復興保留薪火。台灣人民，痛定思痛，力行三民主義，創造「台灣奇蹟」，使台灣屹立於世。今日，中國又一次走到了歷史的關口，中共解體在即，美國應汲取歷史教訓，果敢抓住機會，一舉解決中國問題，而不僅僅是台灣問題。事實上，如果中國問題不解決，台灣問題也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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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