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消費不足，表現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總體上在迅速下降。
舉例而言。2024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44.5%，為2015年以來第三低，僅高於2020年和2022年。不過，2020年疫情突起，中國經濟遭重創，全球經濟一度停滯，因此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負；2022年中國疫情再度高發，上海封城，經濟大盤動搖，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不到2015年的一半，這也尚可理解。可2024年中國經濟並沒有遭到什麼重大衝擊，為什麼消費如此不振呢？
再把時間拉長一些。2015—2019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62.7%；2020—2024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39.8%。相比前5年，2020至2024這五年平均下降了22.9個百分點。
2015—2025年消費、投資、淨出口對GDP增長貢獻率表
2020至2024這五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下降如此之快，首先是疫情因素。但在疫情衝擊之外，更多的是中國經濟自身的政策性問題、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
中共當局對此也心知肚明，提出經濟要從投資驅動型轉變為消費驅動型。2022年，二十大報告稱「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出台《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而面對中國經濟形勢的日益惡化，圍繞「擴大內需、增強消費」的政策越來越多，令人目不暇接。如2025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6月，中共央行、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商務部、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金融支持提振和擴大消費的指導意見》（又稱「十九條」），等等。
然而，這些基本都在政策層面上打轉，且對制約中國消費的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較少觸及，因此效果不佳。制約中國消費的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非常複雜，本文僅從儲蓄率的角度略作討論。
在一定意義上，消費與儲蓄此消彼長
國內消費不足，國內儲蓄率自然高。長期以來，中國消費率偏低，儲蓄率偏高。
比如，2012至2021年間主要國家的GDP需求結構，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GDP）只有38%，低於全球平均水平18個百分點；與發展階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國家相比，中國居民消費率低了9個百分點；與高收入國家、尤其是美國相比，中國消費低的特點更為顯著。
再比較儲蓄率。當前中國儲蓄率，高於多數發達國家，也普遍高於亞洲新興經濟體和金磚國家。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3年，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國家國內總儲蓄率為38.07%，美國（18.66%）、日本（24.63%）、歐元區（25.8%）、韓國（32.17%），俄羅斯（31.72%）、印度（29.27%）、巴西（18.45%）、南非（16.25%），均遠低於中國（44.28%）。
當然，中國的國內儲蓄率也有一個演變過程。由於經濟不發達，普遍貧窮，1992年以前，中國國內儲蓄率一直未突破40%。自1992年起開始超過40%，2008年突破50%（50.78%），之後有所下降；但2020年以後，國內儲蓄率再度上升，2024年甚至突破55%（55.5%），較2023年（44.28%）大幅提高11.2個百分點，是1952年有數據以來的最高值。
2024年，儲蓄率攀升到55.5%，這也就從表面上解釋了這年為什麼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斷崖式下降，僅有44.5%了。
中國企業高儲蓄的困境
中國儲蓄分三部分：居民、企業、政府。中國不僅居民儲蓄率高，企業也儲蓄率高。
2023年，長城證券的一份研報指出：（一）根據主要國家企業儲蓄率的測算，中國的企業儲蓄率不僅僅高於亞洲其它國家，比如日本、韓國和泰國，也明顯高於美國；（二）中國非國有企業儲蓄率高於國有儲蓄率。
一般來說，企業增加儲蓄是既是為了避免外部高融資成本，也是為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因此手持現金用於滿足未來支出需要。中國的企業儲蓄率高，顯示中國企業的經營環境遠非理想。而中國的國有企業儲蓄率高，因其分紅較少；非國有企業儲蓄率更高，則是其受到融資約束，使得他們不得不儲蓄較多的資金（在這方面，國有企業優勢明顯）。其它未上市企業由於其更小的規模和更不穩定的經營情況，可能存在更為嚴重的融資約束，從而導致更高的企業儲蓄率。
從短期看，企業高儲蓄率是投資和企業增長的有利條件；但從長期來看，過高的企業儲蓄會使投資率過高、產能過剩、需求不足，不利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更嚴重的問題是，最近十年企業儲蓄率不斷走高，而資本回報率不斷走低。由於企業儲蓄是資本回報扣除稅收及其它成本剩餘的部分，兩者走勢本應一致。兩者背離或反映了兩個方面的事實：一方面表明企業的盈利能力在不斷下降，難以支撐企業的高儲蓄，超過資本回報的部分實際上是擠占了其它經濟部門的儲蓄；另一方面是面臨走低的資本回報，企業的高儲蓄難以創造高回報，經營效率低下。
中國居民儲蓄為何高企？
1978年，中國的儲蓄主要是政府和企業創造的。這年，財政存款187.35億元，企業存款368.43億元，機關團體存款89.52億元，居民住戶部門存款為154.91億元（占比24%）。
中共啟動畸形的「改革開放」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急劇的貧富分化過程中，住戶部門存款迅猛增加。2012年末，人民幣存款餘額為917,415億元，其中住戶人民幣存款餘額為406,192億元，占比提高到44.27%。而到2024年末，人民幣存款餘額302.25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規模為151.3萬億元，占比進一步提升到50%。（註：中國的外幣存款餘額不多，可忽略不計。）
2018年之前，每年度住戶新增存款總額大約在5萬億元左右。2020年疫情爆發後，住戶新增存款大增，2020年11.3萬億，2021年9.9萬億，2022年17.84萬億，2023年16.6萬億，2024年14.26萬億，並且總儲蓄額已經超過了151萬億元，人均存款首超10萬元。
如此巨額的住戶新增存款，表明消費傾向非常低。2025年5月，東吳證券蘆哲團隊的一份研報指出：2022年，我國居民消費傾向為62%，而38個國家平均為92.3%，最低是盧森堡的82.1%。（38國為亞洲的日本、韓國、土耳其，歐盟27國，北美的美加墨，中南美洲的巴西、智利、哥斯達黎加，非洲的南非，大洋洲的新西蘭。）
為什麼中國的消費傾向這麼低呢？本文要指出的是，在缺乏信心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招商銀行的數據顯示：2%的家庭擁有全國80%的存款，而剩餘98%的家庭僅持有20%的存款。高收入者「有錢不花」，絕大多數居民有消費意願但缺少消費能力。因此，「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迫在眉睫，但中共卻是只喊口號，一到制定具體政策就「顧左右而言他」。
結語
中國為何消費不足？結構性、體制性的原因太多了。但是，中共出台了那麼多的政策，有多少是從根本上的對症下藥？一條都沒有。都是隔靴搔癢。為什麼沒有一條呢？因為那需要打破現行的利益格局，大洗牌。而中共已經徹底腐爛，喪失了自救的能力，自然推不出那樣的政策。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