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看起來非常反常、卻極少被認真追問的問題。共產主義發源於歐洲，在蘇聯和東歐全面崩塌之後，卻沒有在中國一起終結，反而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名義，又延續了三十多年。更反常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共產主義幾乎處處衝突；而共產主義在思想結構上，卻與歐洲文明有著清晰的源流關係。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錯位？為什麼「最不適合」的地方，反而成了最後的倖存者？答案不在「主義對不對」，而在一個更底層、也更殘酷的東西上：治理資源。
一、共產主義本來就是歐洲文明內部的「異端」
共產主義並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制度。它誕生於19世紀的歐洲，深深嵌入了歐洲特有的思想傳統：
· 基督教的末世論：歷史有終點，而且必然通向「救贖」
· 啟蒙理性主義：社會可以被理性設計和重構
· 工業化衝擊下的階級撕裂
· 德國哲學的歷史決定論
說得直白一點：共產主義並不是「去宗教化」，而是一種去掉上帝的宗教。它保留了宗教的全部結構，只是把「神」換成了「唯物」，把「審判」換成了「階級鬥爭」。因此，在歐洲，它是一種文明內部可以被嘗試、也可以被否定的思想實驗。
二、歐洲共產主義為什麼會崩塌？
蘇聯和東歐的崩塌，並不是因為它們「不夠狠」，而是因為歐洲社會具備一種關鍵能力：承認失敗。
歐洲文明長期保留著幾套「免疫系統」：
· 法律高於意識形態
· 社會自治強於政治動員
· 對烏托邦政治的歷史警惕
· 宗教與世俗權力的分離傳統
當現實不斷證明共產主義不可行時，歐洲社會可以調整制度、重建秩序。於是，共產主義在歐洲退回了思想史，而不再作為統治結構存在。這是文明的特徵表現。
三、中國的「倖存」，不是文化相容，而是結構對接
而中國，情況完全不同。
從價值層面看，中國傳統文化與共產主義幾乎全面衝突：
· 中國重道德倫理、秩序與漸進，共產主義重鬥爭、斷裂與重塑
· 中國強調家庭與關係，共產主義要求階級消滅
但制度能不能活下來，並不直接取決於價值是否一致，而取決於權力結構是否能對接。
在中國，共產主義被迅速改造了。它不再是歐洲意義上的革命理論，而變成了一套高度實用的統治工具，與中國歷史上成熟的帝國治理結構嚴絲合縫地結合在一起：
· 一元意識形態，替代了「正統思想」
· 先鋒隊政黨，替代了官僚—士大夫體系
· 階級鬥爭，替代了帝王官吏的替換機制
· 領袖崇拜，對接了皇權人格化
· 組織滲透，延續了編戶齊民
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真實內涵。
四、中國真正的底牌，從來不是主義
中國真正獨特的地方，不在於哪種理論，而在於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治理資源：
· 成熟而龐大的官僚傳統
· 社會對中央權威的心理適應
· 精英階層「入仕—交換安全」的路徑
· 地方社會長期形成的治理慣性
· 對「秩序優先」的高度容忍
· 最重要的是幾千年形成的傳統道德、倫理觀念
這些資源不是中共創造的，而是歷代王朝在不斷轉化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一點點積累下來的。歷代王朝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可以腐敗、專制、昏庸，但不會系統性毀滅這些治理資源。因為那等同於自斷命脈。
五、中共真正的斷裂：不是繼承，而是消耗
中共政權的根本不同之處在於：它是在消耗、消滅治理資源，而不是轉化、增值治理資源。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際作用，不是建設秩序，而是持續拆解舊秩序的合法性：
· 倫理被階級鬥爭取代
· 精英被污名化為剝削者
· 宗族、鄉紳、自治組織被摧毀
· 傳統文化被系統性否定
但與此同時，政權又不得不繼續依賴這些被破壞的資源來維持統治。這就形成了一種極其危險的結構：用一種意識形態，持續摧毀支撐自身統治的基礎。
這不是繼承，是掠奪；不是治理，是透支耗盡。
六、為什麼還能撐這麼久？
原因只有一個：中國的治理資源存量太大了。經濟改革開放之後，中共進入了一輪「延壽式統治」：
· 用經濟增長覆蓋政治問題
· 用精英吸納延緩結構衝突
· 用技術治理替代社會信任· 用民族主義填補合法性空洞
胡溫時期的「九龍治水」，並不是好制度，但它客觀上完成了一件事：把大量社會精英吸進體制，延緩了系統崩塌。代價極其沉重，但時間被換了出來。
七、現在為什麼不行了？
因為可消耗的東西，已經接近用完了。內部，是徹底的逆向淘汰：
· 一層奴才篩選下一層奴才
· 能力、專業與責任被系統性排除
· 基層治理地痞化、暴力化、形式化
外部，是全面的體制空心化：
· 反對派被清空
· 社會力量被排除
· 橫向連接被切斷
·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社會倫理道德被全面系統性的徹底摧毀
體制看起來空前統一，實際上卻前所未有地空虛。它已經無法理解社會，也無法修復自身。
結語：不是「會不會結束」，而是「靠什麼繼續」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延續，從來不是思想的勝利，而是治理資源存量的消耗過程。當資源尚存，體制可以繼續運轉；當資源枯竭，再強的控制也只能拖延，無法逆轉。
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是「政權更換、文明延續」；而這一輪體制的風險在於：它第一次把文明本身也一起消耗掉了。當最後一滴治理資源被用完，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走到了它無法再向前的歷史邊界。
當百姓的血液、器官成為政權系統性開發的資源的時候，當少兒鮮活的器官成為權貴150歲理想的零件庫的時候，治理資源的枯竭就有了最鮮明的時間標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