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3日，中共工信部、發改委、商務部等九部委聯合發布《黃金產業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2025—2027年）》，強調「黃金兼具商品與貨幣雙重屬性」，稱其對「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義。方案表面是為了推動產業升級，實則旨在提升黃金在中國金融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暗示政策重心已由「產業安全」轉向「金融穩定」。
2025年初，黃金價格從2,641美元/盎司飆升至3,509美元/盎司，漲幅32.9%，成為最穩健的「資產避險港」。全球央行2024年增持超1,000噸黃金，占儲備資產20%，是過去10年平均水平兩倍。在全球央行紛紛增持黃金、美元信用逐步下滑背景下，黃金已脫離純粹商品屬性晉升為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無主權信用資產」。
中共此次推出黃金產業新政策，正是在中美關稅戰美元獲取能力下降、貨幣超發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內外雙重困境下，試圖以「增產+擴儲」方式，為穩定人民幣預期而進行的「金融自救」。
中國黃金產業現實困境：產能第一，結構失衡
2024年，中國礦產金產量達377噸，連續18年全球第一。同期，中國黃金消費量為985噸，連續12年全球第一。中國黃金產業看似產消兩旺，實則存在資源保障能力不足、工業用途偏低和企業競爭力差等諸多結構性問題。
第一、產量增長乏力：2024年中國黃金產量增幅僅0.56%，因傳統產區老礦枯竭，新礦投產周期長，所以原料供應高度依賴進口，對外依存度為46.22%。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國憑藉更高資源儲量和開採效率，正逐步縮小差距。
第二、工業用途偏低：超過九成消費集中在首飾和投資領域，真正用於高科技製造、電子信息、醫療器械和航空航天等工業領域的比例不到10%。比如2024年985噸黃金消費量中，有54%用於首飾、38%用於投資，真正進入工業製造的不足8%。
第三、資源儲量和品味偏低：大多數金礦為露天開採，品位在1~4g/t之間，即每噸礦石能提取1~4克黃金（而南非為9.38克）。探明儲量3,100噸，僅占全球4.8%，遠低於澳大利亞（1.2萬噸）和南非（5,000噸），結合產量看可採年限僅15年（澳大利亞30年、南非40年）。
第四、產業「小散亂」問題嚴重：80%的礦山為中小企業，設備落後、環保事故頻發，盈利能力差。今年第一季度，中國黃金集團淨利潤率為8.9%，對比國際企業差距明顯（如澳大利亞紐蒙特礦業達25.77%）。
總的來看，中國雖在黃金生產和消費規模上處於領先優勢，但整體產業結構仍處在價值鏈底端，真正具備全球競爭力的企業寥寥無幾。
政策目標與意圖：「產業升級」是幌子，「金融穩定」是核心
新政策勾勒出宏大願景：資源儲量增長5%~10%，產量提升5%以上；日處理礦石500噸以上的礦山占比達70%；突破深層礦產開採（2,000米以下）、無氰提金等關鍵技術。
然而，這些目標大多嚴重脫離現實。從資源儲量和品味、技術水平到產業結構，中國黃金產業全面「欠帳」，想要在三年內實現產能躍升與技術突破，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主要包含以下五方面原因：
第一、由於深部礦產勘探難度大，資源枯竭顯著，新增儲量增長面臨較大壓力。行業分析普遍認為，未來中國黃金儲量增長將主要依靠提高勘探效率和開採技術，而非單純依靠新增資源儲量。
第二、傳統產區（山東、河南）礦山年產量呈3%~5%下滑趨勢，而新礦從勘探到全面投產，平均需要5至7年甚至更久，很難在短期內顯著增長。2024年中國黃金產量377噸，僅比2023年增長2.1噸，幾乎接近零增長。
第三、無氰提金技術作為解決氰化尾渣問題的源頭性控制方案，尚處於實驗室研究和試驗階段，提金率低、成本高。在全球範圍內，無氰技術應用比例不到10%，尚未實現工業化大規模替代。
第四、深部開採（千米以上）安全性差、效率低，全國多地金礦（深井）事故頻發，導致停產整頓。如湖南金礦連續發生礦難、山東金礦發生爆炸與火災，多數為深部礦層作業。
第五、80%為中小型礦山（日處理<200噸），治理能力弱，頻繁發生尾礦泄露、廢水排放及重金屬污染事件（如2024年貴州安順、黔西南等多地嚴重礦山污染）。
此外，中小礦山整合還涉及地方利益衝突，早在2008年，紫金礦業整合當地小礦時，因為徵地補償問題與村民衝突升級，爆發了嚴重警民衝突，造成多人傷亡。
總的來說，黃金在中國工業需求占比低，產業升級經濟貢獻有限（2024年黃金產業對GDP貢獻約0.72%）。但黃金兼具商品和貨幣屬性，在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地緣政治緊張時，是無可替代的避險資產。
因此，這次新政策的核心是金融安全戰略延伸。所謂的「產業整合」，更像是為國企鋪路的政治操作，而非經濟效益驅動。借整合淘汰中小礦企之機，擴大國企在黃金資源和金融政策中的主導地位，為黃金「金融化」創造制度空間，彌補貨幣超發帶來的「貨幣信用塌陷風險」。
中共金融維穩焦慮與黃金「救火」角色
2025年，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加劇，中美關稅戰升級、人民幣貶值預期、外匯儲備承壓，促使中共不得不將黃金作為「硬通貨」以對沖金融風險，穩定金融體系。當局對黃金產業政策的「緊急加碼」，反映出其正面臨嚴峻金融安全問題：
首先，貨幣超發與信用透支：2020—2024年中國M2年均增速維持在10%以上（最高11.81%），M2/GDP比值高達2.32（為創造1單位GDP要超發2.32單位貨幣），遠超日本的1.97，貨幣泛濫嚴重。
2025年，當局已實施降準（50個基點，釋放約1萬億人民幣流動性）與降息（MLF利率降至2%），並推出超過10萬億財政刺激（包括赤字擴容和專項債）。
其次，人民幣貶值與資本外流：2025年，離岸人民幣（CNH）一度跌至7.4287兌一美元，逼近歷史低點，市場預期人民幣可能進一步貶至7.45～7.8。中共央行通過設定每日中間價、2%交易區間、拋售美元和收緊離岸流動性管控匯率，但成本高昂。
2015—2016年類似干預耗費約1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而2025年外匯儲備（3.3萬億美元）增長停滯，資本外流風險進一步放大。貨幣超發與貶值預期的惡性循環，使人民幣穩定成為金融安全的首要挑戰。
最後，中美關稅戰加劇外匯困境： 中美關稅戰自2018年開打，2025年進一步升級，目前美國對華關稅升至55%。關稅戰直接削弱中國出口創匯能力，官方數據顯示，2025年5月中國對美出口暴跌34.5%，創下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的最大跌幅。
雖然中國通過貿易轉移（如對越南、墨西哥出口）部分抵消影響，但歐盟、東盟等替代市場無法完全彌補美元收入損失。為節約外匯，中國壓縮非必需品進口（如奢侈品），但能源、芯片等關鍵物資進口仍需大量美元，外匯儲備壓力持續加劇。
這「三重危機」迫使中共尋找替代策略以增強金融安全。在此背景下，黃金被賦予三大關鍵角色：
第一、對沖貨幣超發，穩定市場信心，緩解資本外流。貨幣超發導致人民幣信用透支，黃金作為全球公認的避險資產，可為央行信用背書，增強人民幣幣值穩定性。
第二、減少美元依賴，緩解外匯壓力。中美關稅戰削弱美元收入，外儲增長停滯，匯率干預成本高昂。黃金作為非美元資產，可部分替代美元儲備功能，減輕干預壓力。
第三、應對地緣風險。2025年，全球地緣衝突加劇（如烏克蘭危機、中東緊張），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黃金作為「無主權信用資產」，可在金融制裁或資本流動限制時提供緩衝。
官方數據顯示，5月末中國黃金儲備約2,296噸，占外匯儲備7%，遠低於全球央行15%的平均水平。新政策欲將黃金儲備作為金融穩定的「最後防線」，但這樣低比例的黃金儲備抗金融風險能力明顯不足，難以承擔這個定位。因此，通過黃金來給中國金融「救火」更像是當局的一種心理安慰。
結語：黃金產業新政策或將引發金融失控
表面上，《黃金產業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是一項產業政策，實質上卻是中共央行對沖貨幣超發、穩定人民幣信用的「隱性貨幣政策工具」。在外匯儲備增長乏力、美元收入受限、人民幣貶值壓力劇增背景下，黃金被提升為國家信用的一部分。
這是一場以資源之名、應金融之需的政策轉向。黃金不再只是礦業，而成為央行貨幣體系的「防火牆」。然而，中國高成本礦企（債務率超60%）和金價波動（2024年達20%）使得政策風險極高，一旦國際金價出現回調則可能引發債務危機，波及金融體系。
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黃金產業本身的短板，而是當局寄希望於黃金彌補整個貨幣信用體系裂縫的意圖本身。若政策落空，央行「放水」的風險，就可能轉化為一場系統性的金融失控。這場以「黃金」為名的博弈，注定充滿變數。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