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4日，美國總統川普訪華，在北京的峰會上，習近平在開場白中拋出：「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這可說是歷史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這是習近平首次在元首峰會公開、當面向美國總統提出這個概念，層級與以往閉門會談或一般演講明顯不同。說辭與2015年西雅圖演講中「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的否認形成強烈的反差。早期，中共官方與學界都普遍的反對這樣的比喻，如今卻主動擁抱，甚至以此警示美國「勿誤判中國實力」。中共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態度上的轉變？其深層的動因為何？為什麼中共對其經濟軍事實力的過高估計，最終會導致戰略上的誤判和失敗？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對雅典崛起引發斯巴達恐懼的分析：「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這種增長而在斯巴達引起的恐懼。」哈佛學者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7年《註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一書中，把這個概念系統化了，他統計過去500年16次新興強國挑戰既有霸權的案例，其中12次以戰爭告終。
在美中對抗的新語境之下，美國被比作「斯巴達」（既有的霸權），而中國被視為「雅典」（新興的強國）。中美的衝突並非必然，但結構性的壓力如恐懼、榮譽、利益等卻很容易讓中美關係因為台灣、南海等觸發點而變得失控。中共早期拒絕這一理論框架，認為其忽略了全球化、核威懾、和中美經濟相互依存的因素；但如今中共反而擁抱這一理論，展示出中共自信自己能「跨越」或迫使美國接受這個新的範式轉變。
2013–2017年間，中共官方多次淡化或否定「修昔底德陷阱」。習近平2015年在西雅圖演講時明確的表示，「沒有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他強調戰略誤判才會「自己給自己造成陷阱」。前中共駐美大使如崔天凱、秦剛等人也稱中國不是雅典、美國不是斯巴達，主張用「新型大國關係」以雙贏取代零和。中國學術界人士則批評這個比喻為西方「中國威脅論」的新版，違背中國「和而不同」的文化傳統，也忽略全球化下的利益交融。
中共國方面十年前的這些觀點的根本原因，在於對當時中國實力的認知：1980年中國GDP僅有美國的10%（購買力平價），2026年前中國雖已成製造業第一大國，但軍事上仍處「追趕」階段，航母、核潛艇、導彈數量等落後於美國。那時，擁抱「陷阱」的比喻將坐實「中國威脅」論，不利於中共「和平崛起」與「一帶一路」的外交策略，也會刺激美國更強大的圍堵。因此，當年中共拒絕修昔底德陷阱的比喻，只是弱勢下的低戰略姿態，旨在「韜光養晦」、爭取發展的窗口期。
如今，中共開始擁抱修昔底德陷阱的比喻，2026年川習會的公開提及，標誌著一個態勢轉變的完成。轉變的根本動因和中共自信心的增強，看來是源於中共朝野的兩個認知：一。經濟實力接近美國：中國製造業產出已是美國的兩倍（按匯率計算），購買力平價GDP全球第一，內循環與供應鏈韌性已經大幅提升。中共認為已具備「東升西降」的物質基礎，無需再低調否認崛起。二。軍事領域的新優勢：中國海空軍力量的擴張，尤其是無人機與AI可能成為「改變遊戲規則」的非對稱利器。中國已在無人機集群（swarm）領域有所斬獲（如2026年Atlas系統），中共也希望使用AI並藉由其數據規模與「軍民融合」的策略，將其快速的應用於軍事指揮、控制通訊、模擬與自主的作戰能力之中。
伊朗戰爭中美國的困境和伊朗出乎意料的韌性甚至有效的反擊，也讓中共信心大增。中共當局顯然認為他們已經等到了「百年變局」中的歷史機遇。所以，他們開始主動用「陷阱」的比喻來框限美國、矮化美國：若果美國不接受中國的崛起，就可能「自己造成陷阱」。因此，中共一改弱勢下的低戰略姿態，轉而成為強勢下的戰略高姿態，意在迫使美國在戰略上有所收斂。
但是，無人機與AI是否真能成為中國的軍事優勢？答案是否定的。中共擁抱修氏陷阱，是建立在技術自信的基礎之上，但現實的分析顯示，中共其實自信過度了。
無人機方面：中國確實在數量與低成本集群上領先，如FPV（第一人視角）無人攻擊機在烏克蘭戰場展示出示範的效應。但無人機技術門檻並不高，用商用零件即可改裝，美國軍方已經加速反制：定向能武器、電子戰系統、AI輔助反無人機網已進入部署階段。美國海軍正大力發展本土無人機集群（USV/USV swarms），供應鏈的去中國化也在同步推進。
美國的軍工複合體一旦全面轉向，其技術研發和高端製造實力能迅速趕上。更重要的是，反無人機系統（Anti-Drone Systems）（如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電子干擾與硬殺傷蜂群）的研發，美國處於絕對的領先地位。中國的產能優勢在精準防禦科技面前將會面臨邊際效應遞減。中國的「優勢」是暫時的數量優勢，而非不可超越的技術壁壘；美國一旦規模化生產，反制能力將迅速反超中國。
AI方面：AI才是決定未來軍事對抗的性質的關鍵戰場。AI將重塑指揮、偵察、打擊與後勤，實現「OODA環」（觀察-定位-決策-行動）的時間已經壓縮至秒級。在這一領域，美國的優勢十分明顯：
• 算力與模型前沿：美國出口管制使中國先進AI晶片生產僅佔全球3%，美國頂級晶片的效能是中國的五倍。美國 Hyper Scalers 2026年AI資本的支出，預計高達6500億美元，遠超中國同類公司。OpenAI、Anthropic等前沿模型，仍領先中國數月至一年。
• 創新生態：美國開放式私營企業+大學+軍方合作（DARPA、JADC2計畫），遠優於中國的數據優勢，「舉國體制」貌似龐然大物但創新能力受限。
• 全球聯盟：美國有五眼聯盟、AUKUS、QUAD共享AI軍事應用，中國則較為孤立。
中國雖在AI工業部署與數據規模上領先，但軍事AI「擴散速度」無法彌補前沿差距。中共誤以為「量變」可速成「質變」，而忽略了美國在半導體、人才與開放生態的結構性優勢，故而做出了不自量力的樂觀估計。
總而言之，中共從拒絕到擁抱修昔底德陷阱，本質是實力認知從「弱勢低調」轉向「強勢自信」的結果。但此轉變建立在對無人機短期優勢與AI長期潛力的過高估計之上。無人機很容易被反制，AI賽道美國仍掌握牢牢的主導權。中共打錯了算盤：在斯巴達（美國）與雅典（中國）的角逐中，這次雅典不會勝利。
歷史上，雅典最終敗於斯巴達；今日中美若一起落入陷阱，能夠從陷阱中脫身的仍然是美國。美國憑技術、制度與盟友的優勢，更可能迫使中共國戰略收斂或付出更高代價。北京當局應回歸早期「避免戰略誤判」的務實態度，而非以「陷阱」比喻來掩飾其內部的挑戰（統治合法性喪失、人口老化、人權災難、債務纏身、經濟崩潰、科技封鎖）。中美有可能超越零和思維，也許可以「跨越」陷阱，但全球共產主義迅速走向覆滅的宿命，是中共統治者揮之不去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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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