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中共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輻射北京多個城區的屠城慘案。其令人震驚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其一，號稱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共發令，號稱「人民子弟兵」的中共軍隊，向手無寸鐵，和平請願，僅以「反腐敗，求民主」為訴求的愛國學子和市民，舉起屠刀，大開殺戒。
1989年5月17日，鄧小平下令在北京實行戒嚴。5月21日，張愛萍等七名中共上將預感到大事不妙，於是聯名上書，明確表態反對動用軍隊鎮壓。信的內容如下：
「首都戒嚴指揮部並轉中央軍委：鑒於當前事態極其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向你們提出如下要求：人民軍隊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殺死人民，絕對不能向人民開槍，絕對不能製造流血事件。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發展，軍隊不要入城。」在這封信上簽名的七名上將是：張愛萍、葉飛、蕭克、楊得志、陳再道、李聚奎、宋時輪。
七名上將的強烈反彈，足見軍隊「向人民開槍」的性質之嚴重。
事實上，中共軍隊也曾多次在西藏、新疆等地殺人。但因其地域的相對封閉，而沒有引起太大的震動。
而此次北京屠城事件真相，迅速傳遍了全世界，也極大的震驚了全世界。
其二，極端殘忍的殺人方式之一是使用了達姆彈（俗稱開花彈、炸子兒）。
達姆彈原產於英國。這是一種雖不具備貫穿力但具有極高淺層殺傷力的「擴張型」子彈。子彈本身口徑不一，多半由步槍發射，然而所造成的傷口與口徑成倍數遞增，並且與口徑成正比。
1899年第一屆海牙和平國際會議，通過《禁止使用人體內易脹或易變形子彈宣言》，明確禁止達姆彈的使用。現代軍事體系中，達姆彈因違背人道主義原則已被全球多數國家棄用。現有資料顯示，即使是在二戰期間，也並未明確記載有國家規模性使用達姆彈。
8964，一場震驚中外的大屠殺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據各方披露的資料，至少上萬人遇難。「人民子弟兵」不僅向人民開了槍，而且更令人髮指的是還使用的「開花彈」。
其三，極端殘忍的殺人方式之二是用坦克追殺、碾壓平民。
現移居美國的北京人陳剛先生，當年身為大三學生的他，是8964歷史真相的現場見證者。他在回憶文章中，再現了如下目擊場景——
6月3日晚至6月4日，中共軍隊分多路向天安門廣場強行開進，用坦克和衝鋒鎗
一路殺進城來，一直殺到天安門廣場。
北京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位於北京市海淀區復興路28號，五棵松附近，屬於西長安街延長線。陳剛在301總醫院門前的十字路口，看到被坦克碾成肉餅、一片血肉模糊、薄薄一層貼在地上的一灘人肉餡，中間可見夾雜著一些人骨，根本分不出來哪邊是頭，哪邊是腳，後來陳剛發現有幾顆牙齒陷在肉泥裡，料想那邊曾經是人的頭部……後來聽說，環衛工人用鐵鍬把那灘肉泥鏟走了。
2015年，加拿大媒體根據資訊自由法取得一批1989年北京使館發回渥太華的保密電報，約數千頁。電文把中共軍隊進城的畫面寫得非常具體。例如：「一名抱著女人和嬰兒的年輕人試圖推嬰兒車逃離，被坦克碾過，坦克甚至調頭再碾一次」……
上述中共「六·四」屠城惡行之無道、血腥與恐怖已廣為世人所知。
然而，至今鮮為人知的是，就在「六·四」屠城之夜前後，以中南海紅牆為界，卻是紅牆內外兩重天：紅牆外，匪兵在忙著屠城，而紅牆內的中南海高官卻在忙著「搬錢」。欲知這「搬錢」是怎麼回事，那還得從頭說起。
話說遠在中歐的中立國瑞士，是最早承認北京政權的西方國家之一。因此，瑞士外交官在60～70年代就享有特殊待遇，在北京能更頻繁接觸中共的官員，又因瑞士的中立地位，被北京視為安全的金融與情報通道。所以，即便在文革爆發時，瑞士人仍能保持一定的活動空間，繼續撰寫長篇政治、社會觀察報告。
就在1989年六四屠殺前後，某瑞士外交官在關鍵時刻的文字觀察，出現在1989年加拿大往來電文中，披露了諸多不為人知的中共高層祕辛。
在加拿大電報中，有一段話尤其震撼。使館人員這樣寫道：
一位自稱「老中國通」的瑞士大使私下告訴我們：在過去幾個月裡，幾乎每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來找他，希望把非常可觀的金額轉進瑞士銀行帳戶。出於顯而易見的理由，他要求我們對這件事「極度保密」。
1989年加拿大DFAIT（外交部）電文中，確實記錄了一位瑞士資深外交官透露過去幾個月，幾乎所有政治局常委都來找他，希望把資金轉入瑞士銀行。
這段話意味著什麼？電文提到的是「過去幾個月」，結合學生運動從1989年春天升溫的時間節點，可以推測至少在宣布戒嚴前較長一段時間，常委們已經忙著把錢搬出去。
電文中「每一位常委」的表述更值得關注，這表示中共高層不是個別貪污，而是整個頂層集團的系統性行為。足見黨國最高層已經用腳投票，連他們自己對中共、中國的未來都沒有安全感。
儘管電文沒有列出任何名單、金額，也沒有證實是否真的完成了轉帳。就外交書寫習慣來看，這很正常——使館只能如實紀錄「某人對我說了什麼」，不會把無法查證的細節定格在檔案裡。
但這個「所有常委排隊找瑞士大使搬錢」的畫面，已經足以構成一個驚人的歷史細節：在坦克開進首都前夕，中共最高權力核心的本能反應，是先確保自己家人的錢安全，而確保安全的首選方式是把錢搬到海外。
以下內容來自業已公開的加拿大DFAIT 1989電文摘要與相關報導：
【電文1】政治局常委逐一找瑞士大使，商請幫助轉移資金。
原文：「According to the Swiss ambassador, nearly every member of the Chines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has approached him in recent months seeking discreet channels to transfer substantial assets to Swiss banks.」
譯文：「瑞士大使透露，過去幾個月幾乎所有政治局常委找上他，希望將可觀資金悄悄轉入瑞士銀行。」
【電文2】大使「強烈要求完全保密」。
原文：「He requested the utmost discretion.」
譯文：「他要求我們對此事絕對保密。」
【電文3】常委們對政局「沒有信心」。
原文：「The Swiss diplomat noted an unusual level of anxiety among the highest Chinese leaders.」
譯文：「這位瑞士外交官指出，中國最高領導層正出現不尋常的焦慮。」
【電文4】常委要求瑞士方面「加快手續」。
原文：「Several of them urged urgent handling of their requests.」
譯文：「其中數人要求儘速處理匯款事宜。」
【電文5】瑞士大使透露北京「不尋常的猜疑氛圍」。
原文：「He described an environment of suspicion and fear among China’s ruling elites.」
譯文：「他形容北京的統治精英中瀰漫著一種充滿猜疑與恐懼的氛圍」。
以下內容，並沒有出現在電文中，而是由當時的外交官接受訪問時所提供，或由1990年～2000年的中國研究者、香港金融從業者口述或出現在學者在研討會中提及的「外交側面訊息」裡。這些內容，對完整呈現事實與細節非常重要：
常委不是親自出面，而是透過「孩子、夫人、侄子」出面，加拿大與英國外交官都指出很少是常委本人出面，多由其家屬（尤其是子女）或是「副部級家屬朋友」作為中介，此傳聞也符合中共權貴慣用金融規避方式。
部分常委提出要求「透過瑞士外交郵袋」傳遞文件。某位退休外交官在訪談中提到：「他們甚至問過瑞士方面有沒有『外交郵袋』可用。」外交郵袋具有免檢查特權，所以用來送文件亦可用來送私人資料、授權信件。也就是說，常委家屬想將資金放在「不可凍結帳戶」與「編號帳戶」之下。
此外，至少有一位常委詢問「能否為家人辦瑞士長期居留？」瑞士大使回覆：「這不是外交途徑所能處理的事。」這表示中共高層已經考慮全家撤離中國並有具體行動。
據悉，對中共高層風向嗅覺極為敏銳的瑞士大使對其他使館透露說：「他們（中共高層）害怕的不是學生，而是內鬥」。來自加拿大外交官的二次口述：
原文：「He said the fear was not directed at the demonstrators,but at each other.」
譯文：他說，常委們害怕的不是示威者，而是（中共高層）彼此。」
這與加拿大電文語氣高度一致，而香港與瑞士銀行界均指出1989期間「numbered accounts」（編號帳戶）申請暴增，這就和北京的焦慮有明顯的時間重疊。
瑞士外交官長期獲得中共高層的信任，因此他們更容易接觸到政治局層級情報。從上述史料可以得知，1989年的「政治局匯款潮」是有備而來的沉船逃資移民計劃，是中共高層長期活在你死我活、魚死網破血腥內鬥恐懼下的本能反應。這點也與瑞士大使諾德曼在1950年代的觀察高度吻合：「中共政治局的本能反應是為最壞情況準備逃生口。」
中共官員越高層，是越不信共產黨——這無異於對中共的絕妙諷刺。
達姆彈、坦克與電匯、移民，構成了「六四」前夜最真實的中國——紅牆內外兩台戲：一台大屠殺，一台大搬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