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日，海外《爆點週刊》獨家報導稱，習近平於8月針對地方債下達「雙清零」硬命令：2027年6月底之前，全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必須全部退出；2028年底之前，各地被官方認定的隱性債務必須全部清零。
這兩個期限並非全新。2028年前清理隱性債務，是2018年就提出的目標；融資平台限期退出，也見於2024年的「150號文」。八年過去，舊債未清，新債又生。如今經濟更差、賣地收入銳減，卻要在兩年左右完成八年做不到的事，錢從哪裡來？
報導給出了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答案：中共高層已有人把目光投向中國居民的172.86萬億元存款。政府沒錢，百姓帳上有錢；政府欠的債，讓企業和百姓來還。
這不只是一則財經新聞。它顯示出一個政權的底色。
一筆永遠算不清的帳
中國地方債究竟有多少，中共自己都不敢講清楚。
8月25日，財政部副部長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截至2025年底，政府債務餘額102.5萬億元，其中國債41.2萬億，地方法定債務54.8萬億，地方存量隱性債務只有6.5萬億，負債率73.2%。
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1月28日發布的對華第四條磋商報告，點名地方融資平台2024年債務規模已達66萬億，其後估算2025年約72萬億，其中只有10萬億左右對得上中共的「隱性債務」定義。高盛的估算是91萬億。節目中嘉賓轉述國內財經官員的私下估計，更高達150萬億至200萬億。
官方說6.5萬億，外界說72萬億、91萬億，相差十幾倍。若以100萬億、利率5%計，一年利息就是5萬億；而2025年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過12、13萬億。若按200萬億算，光利息就是10萬億，等同財政破產。
地方財政收入只能負擔約一半的支出，縣級財政自給率平均只有38%。連日常開支都養不活，拿什麼還債？
於是，「清零」只能變成數字遊戲。截至今年第一季末，廣東、北京、上海、新疆已宣布全局隱性債務清零；全國至少34個地級市、191個區縣宣布完成目標。手法叫「盤活三資」，實質是國有資產左手倒右手，融資平台改名換馬甲。超過82%的平台「實現退出」，債卻一分沒少，只是換了記帳科目。
這一幕，中國人並不陌生。1958年「大躍進」，各省競相「放衛星」，畝產萬斤、十萬斤的數字登上《人民日報》。沒有一個省真有那樣的糧食，也沒有一個省敢說「我做不到」。虛報的產量變成了真實的徵購任務，農民的口糧、種子糧被搜刮一空，隨後三年，數千萬人餓死。
今天的邏輯如出一轍：沒有一個省能真正兩年「清零」，也沒有一個省敢公開說完不成。帳面上的數字是假的，向下壓的任務卻是真的。當年被征走的是糧食，今天被盯上的是存款。
五把刀，刀刀砍向百姓
在此先梳理今年以來五項新增的收錢手段。
第一刀，砍向海外華人。4月1日，國家稅務總局明確：只要戶籍未註銷、配偶和主要經濟利益仍在國內，即便拿了綠卡、永居，仍是中國稅收居民，須就全球所得報稅。靠著120多個國家和地區交換帳戶數據的CRS機制，人跑了，帳戶跑不掉。
第二刀，9月1日，財政部與稅務總局一紙公告，把自1994年實施32年的外籍個人分紅免稅政策廢除，一律按20%徵收，當天發布，當天生效，零過渡期。
第三刀，7月24日，財政部第21號公告首次將離岸信託從設立、存續到終止全程納入徵稅，不論是否分配，一律穿透計稅，還要追溯2023年以來的增值，90天內繳清。
第四刀，8月28日公開徵求意見，把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三項合併為新稅種，稅率11%至13%。這三項去年共收9134億元，合併後將成地方第一大稅種。
第五刀，社保追繳。8月起，天津、遼寧、廣東稅務部門以大數據比對個稅與社保申報。天津大港一位陸姓服裝廠廠長對記者說，過去行規是按最低基數繳社保，如今要按實際工資補繳，再加每日萬分之五的滯納金，欠一年就接近20%。最高法院8月1日的司法解釋更規定，自9月1日起，員工自願簽字放棄社保的協議一律無效。行業白皮書承認，去年只有34.1%的企業社保基數完全合規。一刀切之下，大批小微企業成本驟升兩到三成，撐不住的只能裁員關門。
為何偏在此時？因為社保基金已經虛了。2025年三項保險基金的財政補貼接近3萬億，沒有這筆輸血，帳面根本撐不住。
更諷刺的是，百姓的績效被砍、獎金被倒追，個人所得稅卻逆勢暴漲。2025年個稅收入1.62萬億，增長11.5%，而企業所得稅只增長1%；今年上半年個稅8982億，再增13.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上才漲5%，稅卻漲了兩位數。
《禮記·檀弓》記載，孔子過泰山側，見婦人哭於墓前。她的公公、丈夫、兒子都死於虎口，卻不肯搬走，因為此地「無苛政」。孔子對弟子說：「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兩千五百年後，中國人面對的已不只是苛政，而是一張由大數據織成的天羅地網，連逃到泰山腳下的機會都沒有了。
「掃黑」即抄家：從五反到今天
加稅有稅率、有稅基，終究有上限。另一種辦法，卻幾乎上不封頂。
官方已確認，自2026年7月起開展為期一年的全國專項鬥爭。據《爆點週刊》披露，8月1日的文件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聯合下發，列為機密。以往打黑由公安部發文，這次由中辦出面，代表的是最高層的意志。
掃黑的財政邏輯是：運動式打黑，是先把人定性，再查封其個人與企業資產。抓一個老闆，就控制了一整張資產負債表。
重慶「唱紅打黑」是範本。官方2010年公布的查扣涉黑資產是29億元，但律師李莊後來表示，實際沒收的資產可能達數千億元。俊峰集團董事長李俊出事後，案件尚未開庭，公司帳上2億元就被划進財政局充作「罰金」。薄熙來倒台後，這筆錢分14次退回，等於承認當初拿走的並非法院確認的犯罪所得。2018年至2020年的全國掃黑除惡，最高法院公布處置的涉黑涉惡資產達1462億元，還專門提出「打財斷血」。
這套手法不是薄熙來的發明。1952年1月，中共發動「五反運動」，以反行賄、反偷稅漏稅等名義整肅私營工商業者，逼其坦白、補稅、退賠、交罰款。上海灘跳樓的資本家之多，以致時任市長陳毅留下「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的冷語。四年之後，全行業公私合營，幾代人積累的產業，一夜之間換了主人。
再往前，是土地改革：先劃成分，再開鬥爭會，然後分田分浮財，約200萬地主喪命。再往後，是1953年的統購統銷，農民連自己種的糧食都無權處置。
套路從未變過：先政治定性，再剝奪財產，最後消滅這個階層。變的只是標籤，昨天叫「地主」、「資本家」，今天叫「黑社會」、「涉詐高危分子」，近年跨省抓捕企業家的「遠洋捕撈」，也是同一個模子。2026年《經濟學（季刊）》一項涵蓋279個地級單位的研究發現，地方財政壓力每提高一個標準偏差，罰沒收入的強度和依賴度分別上升17.9%和19.1%。政府越缺錢，罰得越狠。
誰是黑社會？誰說了算？
法律上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須具備組織、經濟、行為和非法控制四個特徵。運動式執法可以倒過來拼裝：企業有老闆和員工，就是「組織嚴密」；有營收，就是「經濟基礎」；發生過討債或勞資糾紛，就是「多次違法」；市場占有率高，就成了「稱霸一方」。一家正常經營的企業，就這樣被裝進「以商養黑」的口袋。
口供不夠，就製造口供。重慶打黑期間，被告樊奇杭的律師曾公布會見錄像，顯示他身上多處受傷，他自述遭長期吊銬、不准睡覺，被迫認罪。幾份逼出來的口供互相印證，一個「黑社會」就被「證明」出來了。
更諷刺的是，這次專項鬥爭把「養號控評」、「吸粉引流」、網絡水軍也列為治理對象。而美國司法部2023年曾起訴34名中國公安部人員，指控他們組成「912專項工作組」，以大量虛假帳號在海外散布中共宣傳、攻擊異議人士。若按同一把尺子衡量，組織最嚴密、經費最充足、操控輿論最長久的，正是中共自己。
《莊子·胠篋》早有一語道破：「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偷一個衣帶鉤的人被處死，竊取整個國家的人卻坐上高位，還握著審判別人的權柄。
古代也有前車之鑑。漢武帝連年用兵，國庫空虛，於是行「算緡」、「告緡」，鼓勵天下人告發商賈隱匿財產，告發者可得被告財產之半。《史記·平準書》記其結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間從此「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有錢就吃光用光，無人再肯積蓄經營。
但漢武帝晚年尚能下《輪台詔》悔過，與民休息。中共建政七十多年，可曾為土改、五反、大饑荒向人民認過一次錯？
為什麼它一定會搶
有人會問：這只是財政困難下的無奈之舉吧？換一個領導人，會不會好一些？
答案在它的經典裡。《共產黨宣言》寫得明明白白：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在這個政權眼中，百姓的財產從來不是不可侵犯的權利，只是暫時寄放在民間的資源。需要時，叫你「先富起來」；缺錢時，就說你有「原罪」。改革開放四十年，不是它變了，而是養肥了再殺。
中國傳統的治國之道恰恰相反。《論語》中，魯哀公因年成不好、用度不足而問計，有若答：「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大學》說：「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孟子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有恆產者有恆心」。民富才是國本，這是中華五千年的共識。
老子說得更透徹：「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中共今天所為，正是損不足以奉有餘。削減開支首先砍的不是掌權的領導幹部，而是基層公務員、教師、醫護和國企普通職工。2024年深圳一些三甲醫院的績效工資被削減一半；至2025年末，至少12家上市銀行披露向員工追索績效薪酬。至於局級以上的待遇、龐大的維穩開支，卻動不得，因為政權要靠這些人來運轉。
這就是「魔鬼統治」的含義。正常的政府以民為本，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而共產邪靈附體的政權，把人民當作燃料，一切制度設計，都是為了維繫它自身的存活。它不是偶爾做壞事的政府，而是其本性就要斗、要搶、要毀。
歷史早有鏡鑒。明朝末年，崇禎朝為應付遼東戰事與流民，先後加派遼餉、剿餉、練餉，合稱「三餉」，歲征逾兩千萬兩。百姓不堪重負，紛紛棄田逃亡，投入李自成軍中，「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的民謠傳遍中原。1644年，崇禎自縊煤山。竭澤而漁者，最終無魚可漁。
存在銀行裡的錢也不安全
有人以為，錢放在銀行總是自己的。共產國家的歷史，卻一再給出相反的答案。
1947年12月，蘇聯實行貨幣改革，民眾手中的現金按10比1兌換新盧布；銀行存款3000盧布以內照舊，3000至1萬的部分三舊換二新，1萬以上的部分二舊換一新。一夜之間，百姓多年積蓄大幅縮水，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幹部早已把錢分拆存妥。
2009年11月底，朝鮮突然宣布幣改，舊幣100比1換新幣，每戶兌換額度設有上限，超出的部分形同廢紙。小商販畢生積蓄化為烏有，市場陷入混亂。外界報導，主事的勞動黨計劃財政部長朴南基翌年被處決，替罪羊死了，百姓的錢卻沒有回來。
中共自己也有先例。1950年代發行的公債層層攤派，「認購」實為政治任務；公私合營後許諾給資本家的定息，到1966年文革一來便一筆勾銷。
手法各異，道理只有一個：在一個不承認私有產權的制度下，存款不是你的財產，只是你被允許暫時使用的數字。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誰掌握了一切經濟手段，誰就掌握了人的全部目的。英國思想家洛克則說，政府存在的首要理由，就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政府若反過來侵奪這些，人民便不再負有服從的義務。
中國古人講得更直白。《道德經》第七十五章：「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柳宗元在《捕蛇者說》中寫永州百姓寧可冒死捕毒蛇抵稅，也不願承受賦斂之苦，最後嘆道：「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逃亡，是人民最後的一票
當搶錢成為國策，逃離就成了本能。
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2021年卸任後幾乎從公眾視野消失，偶爾露面反而引發更多猜測。安踏前高管徐陽8月18日在朋友圈宣布舉家遷往洛杉磯，發文時人已在登機途中，他寫道：「沒有安排任何一場道別。」
普通人的處境更讓人心寒。湖南一名25歲青年在東南亞邊旅遊邊打工，今年6月在馬來西亞接到戶籍地派出所電話，被限令三日內回國，否則註銷戶口。回國後，他仍被列為「涉詐高危分子」，連港澳都不獲准前往。警察對他說：「要把境外的人都勸回來。」
1962年5月，大饑荒之後，數以萬計的廣東百姓湧向深圳河，冒死逃往香港，史稱「大逃港」。柏林圍牆豎立28年間，仍有人挖地道、乘熱氣球，以性命換一次翻牆的機會。牆從來不是用來擋外敵的，是用來關自己人的。一個需要把人民關起來的政權，早已在人心中破產。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被盯上的不只是百姓。招商銀行2024年的數據顯示，占客戶總數2.49%的高端客戶，掌握著81.9%的零售客戶總資產。中國最富有的人群裡，有民營企業家，也有大量官員與權貴家庭。如果刀真的落向大額存款，那就是刀口向內。
這正是共產政權的宿命。蘇聯大清洗中，1934年聯共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近百人被捕、被處決。中共黨內，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無一善終。魔鬼吃人，從不分敵我。今天替它搶錢的人，明天也可能成為被搶的對象；薄熙來、王立軍的下場，就是替黨打黑者自己的結局。
守不住存款，守得住良知
讀到這裡，許多人會問：那我的錢怎麼辦？
分散資產、謹慎行事，都是人之常情。但這則新聞真正要提醒中國人的，不只是錢。地方債是一座壓在中國社會頭上的火山；當一個政府不敢削減特權和維穩開支，卻把手伸向企業與百姓的存款，最先被清零的，恐怕不是地方債，而是民眾對這個政權最後一點信心。
古人講「天命無常，惟德是輔」，又講「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一個七十多年來在歷次運動中致使數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的政權，一個把搶奪寫進基因的政權，天命早已不在。
《九評共產黨》2004年發表以來，據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統計，已有超過4億6700萬中國人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為什麼要退？當年入黨、入團、入隊時，每個人都曾舉起拳頭，發誓把生命獻給它。這個誓言，等於把自己和它綁在一起。當它被歷史清算的那一天，誰願意為它的罪惡陪葬？
「三退」不需要公開身分，用化名也可，神看的是人心。可以通過海外退黨服務中心的退黨網站聲明，也可以托在海外的親友代為辦理。這是一次良知的選擇，是在天地之間為自己重新立一個位置。
存款可能被凍結，房產可能被查封，護照可能被收走，但一個人站在哪一邊的權利，是任何政權都搶不走的。
火山將噴之時，最要緊的不是搬走多少家當，而是自己還站不站在火山口上。
認清中共，退出中共黨、團、隊，為自己和家人選擇一個平安的未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