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摩日市政廳遭蒙面暴徒縱火至天明，鐘樓坍塌。馬賽、里昂、亞維農、格勒諾布爾、巴黎亦衝擊市政廳並縱火搶掠。他們的口號是「生活太貴」。法國出路何在？再加補貼只餵大依賴怨氣，債務留予下一代。鎮壓壓得住火勢，壓不住人心火種。答案不必遠尋，就在自己歷史裡。
10月17日傍晚六時許，法國中西部城市利摩日，一群蒙面暴徒先燒毀了停在門前的市政警車，接著砸破窗戶，闖進市政廳縱火。這座1879年動工，1883年7月14日法國國慶節落成，1975年列為國家歷史文物的建築，在夜色中燃燒到天明。
屋頂大半燒毀，四十多米高的鐘樓在火中坍塌。上維埃納省省長與利摩日市長當晚表示，市政廳已「在很大程度上毀了」。當地人站在廣場上看著大火，又憤怒又茫然。
同一天，馬賽的暴徒衝進市政廳，洗劫商店，多次試圖攻入警察局。里昂的旅遊服務中心被縱火，消防員被擋在外面無法救火。亞維農的暴徒闖進省政府大院，格勒諾布爾的市政廳也遭到破壞。巴黎共和國廣場上，汽車在燃燒。
據法國內政部統計，當天全國約有55萬人上街，工會和組織者則稱有80萬人。內政部長努涅斯（Laurent Nuñez）18日表示，事件中被捕者約1800人，19日又說已超過2000人。受傷的警察、憲兵和消防員超過500人。聖艾蒂安一名17歲少年被警方的手榴彈炸掉一隻手。
這場風暴並非一天釀成。9月17日，巴黎北郊貧困地區的高中生因教師短缺和校舍破舊走上街頭，此後一個月，學校被縱火，數千人被捕，數百人受傷。到了10月，黃背心團體以「黃與青」為號召，把學生、工會、農民、教師和退休者匯合在一起。
他們的口號只有一個：生活太貴。組織者已宣布10月24日舉行「第二幕」。距離法國總統大選，只剩六個月。
利摩日市政廳不是第一次被人群衝擊。1871年4月4日，受巴黎公社鼓舞，一群革命國民自衛軍衝進了這座市政廳的前身和省政府，要求在利摩日也建立「公社」。同一年5月24日，巴黎公社社員在敗退前親手點火，燒毀了巴黎市政廳。利摩日市政廳的建築師，正是仿照巴黎市政廳的樣子設計了它。
1871年5月24日，巴黎公社社員燒毀了巴黎市政廳。利摩日市政廳的建築師，正是仿照巴黎市政廳的樣子而設計。（公有領域）
155年後，這兩座市政廳，以同一種方式連在了一起。
兩種解釋都繞開了真正的問題
騷亂之後，法國輿論給出了兩種解釋。
右翼說，是移民毀了法國。郊區的少年，蒙面的暴徒，被說成是外來的人群，法國的問題，就是他們的問題。
學者說，這是一場「結構性危機」：中東戰爭推高了油價和物價，全球化掏空了產業，代議制失去了信任，福利國家走到了財政的極限。這份病情清單面面俱到，每一條都有數據支撐。
前一種解釋找到了一個替罪的群體，後一種解釋開出了一份誰也不必負責的清單。但兩種解釋都繞開了一個最簡單，也最刺眼的問題：一個稅收全歐最高，福利全歐最厚的國家，為什麼人人都覺得自己吃了虧，而且憤怒到要燒掉自己的市政廳？
如果問題只是錢，那麼法國人手裡的錢，國家替他們分出去的錢，都比歐洲大多數國家要多。如果問題只是不平等，那麼法國的再分配力度，在全世界也數一數二。錢給得越多，怨氣越大；分配得越均，火燒得越旺。答案顯然不在法國的錢包裡，而在法國人的頭腦裡。
國家越「均」 怨氣愈深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局今年公布的數字，2025年法國各級政府的公共支出高達1兆7142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7.3%。其中光是社會福利給付就有7710億歐元。稅收與社會繳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3.6%。
即便如此，財政赤字仍達1525億歐元，占5.1%；公共債務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115.7%，在歐盟僅次於希臘和意大利。到今年第一季度，債務又攀升到117.5%。
換句話說，法國國家拿走了國民每年創造財富的一半以上，再按「平等」的標準分下去，分完還不夠，又借了一筆子孫的錢接著分。結果是全國上街高喊「生活太貴」。
這不是政策執行出了偏差，而是理念本身的必然。
共產主義的經濟陷阱，用高稅收是把私人財產強制收歸國家，實質上是漸進地廢除私有財產；高福利則是不講暴力革命的變相共產主義。它不需要沒收工廠，不需要槍斃地主，只需要一年一年提高稅率，一項一項增加補貼，私有財產就在不知不覺中被國家吞掉，人們對國家的依賴就在不知不覺中被養成。
共產主義以「恨」為原動力，恨與妒嫉相連，妒嫉派生出絕對平均主義，不允許任何人比自己好，比自己富有。這種心態一旦被國家制度化，就會變成一台永動的怨氣製造機。
法國人對此並不陌生，他們只是不願承認。
2026年10月17日，在法國巴黎的示威活動中，一輛汽車被縱火焚燒。(Carl Court/Getty Images)
190年前，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就寫下了一個被後人稱為「托克維爾悖論」的觀察：當不平等是社會的普遍狀態時，再大的差距也不引人注目；當一切都被拉得差不多平時，最小的差距也會刺痛人的眼睛。追求平等的激情，越被滿足，就越難滿足。
法國這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悖論的現場演示。
1981年，密特朗上台，把大銀行和大工業集團收歸國有，大幅擴張公共開支，承諾「改變生活」。兩年之後，資本外逃，法郎三度貶值，政府被迫轉向緊縮。2012年，奧朗德推出對百萬歐元以上收入徵收75%的「超級稅」，演員德帕迪約憤而遷居比利時，隨後又取得了俄羅斯國籍。「超級稅」政策只實施了兩年，收上來的錢微不足道，卻趕走了一批創業者和高收入者，2015年黯然廢止。存在了幾十年的「財富稅」，同樣被證明是驅趕資本的機器，2018年被改為只針對房地產。
每一次「劫富」，富人都走了，窮人卻並沒有因此富起來。帳單最後落在誰身上？落在留下來的中產階級和普通勞動者身上，落在年輕人身上。
國家許諾「平等」，就等於許諾了一樣永遠兌現不了的東西。人與人本來就不齊，能力不齊，勤惰不齊，境遇不齊。國家拉得越用力，人就越盯著別人比自己多拿了什麼；國家給得越多，人就越覺得自己應該得到更多。「感恩」被「權利」取代，「自立」被「依賴」取代，「滿足」被「比較」取代。法國人的怨氣，就是這樣一年一年被「平等」餵大的。
諷刺的是，這次沖在最前面的，是高中生和大學生。他們抗議教室破舊，老師太少，抗議生活太貴，要求國家給得更多。但那筆超過3.5兆歐元的公共債務，最終要由他們這一代人來還。他們向國家要的每一分錢，都是從自己將來的口袋裡預支的。
怨氣本身不會放火。點火，需要一套思想。
「共產主義」這個詞，正是在19世紀40年代的巴黎流行起來的。1871年，巴黎公社第一次把它變成了政權。公社存在的72天裡，宣布政教分離，沒收教會財產，扣押人質。在被政府軍攻破之前的最後幾天，公社槍殺了巴黎大主教達爾布瓦（Georges Darboy）和多名教士，縱火焚燒杜樂麗宮，司法宮和巴黎市政廳，數百年積累的檔案和文物付之一炬。
很多學者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把巴黎公社視為共產黨暴力基因的源頭之一。
馬克思卻在《法蘭西內戰》中把公社奉為無產階級政權的樣板，稱讚其「英勇」。據說，1918年列寧的政權存活時間超過巴黎公社的72天時，他在克里姆林宮的雪地裡跳起舞來。此後一百多年，從蘇聯到中國，從柬埔寨到古巴，共產黨人都把巴黎公社當作祖宗來供奉。
這套思想在法國本土，也從未斷線。
法國總工會長期與法國共產黨一體，歷任領導人多為法共骨幹。1968年5月，巴黎學生築起街壘，薩特等知識分子公開為毛派站台，把《毛主席語錄》當成時髦讀物。
半個世紀以來，法國大學的人文社科教室，一直是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重鎮之一，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從「權力批判」到「身分政治」，換的是名詞，不變的是那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框架。
今年9月，黃背心復出的呼聲剛在網上出現，法國共產黨全國書記，總統候選人魯塞爾（Fabien Roussel）就公開表態，號召「從現在起在環島，在企業發起最廣泛的動員」，並表示如果法國人起來反抗，他完全理解，並會站在他們一邊。2018年黃背心運動時，他也曾向黃背心喊話，呼籲與工會「匯合」，結成「統一戰線」。法國總工會這次同樣發出號召，要求「提高工資和退休金，降低物價」。
2018年12月1日，「黃背心」運動在法國造成巨大騷亂，當時法國共產黨全國書記魯塞爾即喊話，呼籲黃背心與工會結成「統一戰線」。(Veronique de Viguerie/Getty Images)
當然，絕大多數示威者是和平的，巴黎的主遊行也沒有發生重大事件。抗議者把暴力歸咎於少數極左無政府分子和職業破壞者，利摩日市長也說，是約一千名「極左，無政府主義者和打手」失控了。
但問題恰恰在這裡。
鬥爭哲學的公式很簡單：把社會切成「我們」和「他們」，把一切不如意歸咎於「他們」，再以正義之名對「他們」動手。老闆、富人、政府、警察、商店、市政廳，都可以成為「他們」。路透社記者在巴黎看到，一群人朝遊行起點走去，一路高喊「所有警察都是混蛋」。
當一場運動的語言本身就是「鬥爭」，當「憤怒」被當作美德來歌頌，砸窗和縱火就不是意外，而是這套語言的延伸。少數人點火，多數人理解，輿論辯護，這正是共產主義運動一貫的分工。
《九評共產黨》認為，共產黨是邪靈。邪靈要做的，是讓人恨，讓人斗，讓人在恨與斗中失去良知，最終毀掉人自己。被恨點燃的人，燒的是市政廳，毀的卻是自己的家園。利摩日人一覺醒來，失去的是陪伴了他們一百四十多年的城市地標，而不是哪個「權貴」的財產。
移民不是病根 是被思想利用的工具
右翼把帳算在移民頭上，卻很少有人追問：大規模移民是誰推動的，又為了什麼？
移民自古就有，正常的移民帶來交流與活力；但被刻意推動的大規模移民潮另有目的：淡化民族意識，削弱國家維護傳統和秩序的能力，挑起宗教與族群矛盾，並把立足未穩的新移民變成左派政黨的票倉。
法國郊區的困境，正是一面鏡子。這次學生抗議的起點，就是巴黎北郊那些貧困的高中。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被引進來，卻沒有被引進共和國的法律、語言和傳統；他們被當作選票，被安置在福利體系的邊緣，被告知自己是「受壓迫者」。第二代、第三代在法國出生，拿著法國護照，卻不知道自己屬於哪裡。他們既回不去父輩的故鄉，又融不進法國的歷史，最容易被「鬥爭」的語言點燃。
而另一邊，失去了宗教信仰，失去了家庭紐帶，失去了民族認同的本地法國人，同樣是被連根拔起的一群。他們不再相信教會，不再相信國家，只相信自己被虧待了。
被連根拔起的移民，與失去共同認同的本地人，都是這套政治的犧牲品。把矛頭對準移民本人，只不過是鬥爭哲學換了一個敵人，從「階級敵人」換成「種族敵人」，換湯不換藥。真正需要清算的，是那套讓人離土斷根，讓人互相仇視的思想。
中國人已走過這條路並看見盡頭
「打土豪，分田地」、「均貧富」、「干多干少一個樣」，這些口號，中國人再熟悉不過。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共以「土地改革」之名，煽動農民鬥地主，數以百萬計的人被打死，被逼死。分到農民手中的土地，沒幾年又被「合作化」收了回去，再被「人民公社」徹底收歸「集體」。私有財產沒有了，吃飯也要進公共食堂。結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三年大饑荒，數千萬人活活餓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紅衛兵以「破四舊」之名砸廟宇、燒古籍、毀文物。那年冬天，一群紅衛兵衝進曲阜，砸毀孔廟，刨開孔林，把兩千多年的祖宗之地搗成廢墟。他們和今天燒市政廳的人一樣，相信自己在「反抗壓迫」，相信舊的東西都該被燒掉。
1966年冬天，一群紅衛兵衝進曲阜，砸毀孔廟。（公有領域）
被燒掉的，從來不只是一座建築，而是一個民族對自身歷史的敬畏，對祖先的感恩，對秩序的珍惜。一個不再敬畏歷史的民族，什麼都敢燒；一個什麼都敢燒的民族，最後連自己都保不住。
法國走的是一條平緩得多的坡，沒有土改，沒有公社，沒有文革，只有稅單、法令和街頭運動。但方向是一致的：用國家的強制力追求結果平等，用鬥爭的語言動員群眾，用「進步」的名義拆掉傳統。坡緩，只是滑得慢一些。
今天的中共，也沒有放棄這套東西。2021年它重提「共同富裕」，隨即打壓民營企業，整頓「資本無序擴張」，結果是投資撤離，青年失業，社會更窮，怨氣更重。中共把共產主義的邪惡發揮到了極致，也就給世界展示了一個最完整的樣板：從煽動仇恨開始，以奪人財產為手段，以摧毀信仰和傳統為代價，最後換來的是貧窮、恐懼和謊言。
兩千多年前，農家許行主張市場上同類貨物一律同價。孟子駁斥道：「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萬物本來就不整齊，這是事物的本性，硬要把它們拉成一樣，就是擾亂天下。
今天法國街頭的火，就是「比而同之」的代價。
出路：回歸傳統、家庭與自願的慈善
法國的出路在哪裡？不在下一份更慷慨的預算。國家再加稅，再加補貼，只會餵大更多的依賴和怨氣，把更大的債務留給下一代。
也不在更多的防暴警察。鎮壓只能壓住一時的火勢，壓不住人心裡的火種。
法國人其實不必往遠處找答案。答案就在他們自己的歷史裡。
2019年4月，巴黎聖母院失火，尖塔在全世界的注視下倒塌。那一刻，無論左派右派，無論信教與否，法國人都感到心裡有什麼東西被燒掉了。隨後幾天，來自法國和世界各地的私人捐款就超過了八億歐元。五年之後，聖母院重新開放。
巴黎聖母院遭大火侵蝕，尖頂坍塌。象徵著巴黎之美和悠久歷史的建築付之一炬，無數法國人的心被撕碎了。(Stoyan Vassev/Getty Images)
修復它的，不是國家的再分配，而是千千萬萬個人自願拿出的財富，是工匠們世代相傳的手藝，是人們心中對神聖的敬意。
這才是法國真正的底蘊：基督信仰教人愛鄰如己，而不是恨鄰如仇；傳統的家庭教人互相扶持，而不是向國家伸手；工匠的精神教人勤勞自立，而不是坐等分配；騎士的傳統教人守信重義，而不是以「正義」之名放火。法國歷史上的慈善，從來不是靠國家強制完成的，而是靠教會、家庭和小區自發完成的。
這種慈善讓施者謙卑，讓受者感恩。而國家的強制分配，恰恰讓施者怨恨，讓受者理直氣壯。
利摩日這座城市，幾百年來以瓷器和琺瑯聞名於世。一件好的瓷器，要經過選土，拉坯、上釉、燒制，每一道工序都要有耐心和敬畏。一個社會也是一樣。它是幾十代人一點一點燒制出來的，砸碎它只要一瞬間，要重新燒制，卻要幾代人。
結語：中國人更有資格指出這條歸路
1789年，法國大革命向世界許諾了「自由，平等，博愛」。1871年，巴黎公社把「平等」變成了火；155年後，福利國家把「平等」變成了債，又把債變成了火。
法國真正需要告別的，不是哪一位總統，哪一個政黨，而是那套相信國家可以把人拉平，相信仇恨可以換來公正，相信暴力可以建成天堂的思想。
這句話，中國人比法國人更有資格說。
法國人是在不知不覺中吸進這套思想的，而中國人卻是被它從頭到腳灌注過的。「階級鬥爭」、「均貧富」、「仇富」、「鬥爭到底」，這些不只是歷史課本上的詞，至今仍在許多人的腦子裡，說話的口氣裡，看待他人的眼光裡。人離開了中國，這套思想並不會自動留在海關。
2004年，《九評共產黨》問世，把共產黨的來歷與本質擺在了世人面前。此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用一個簡單的舉動，與它劃清界限：聲明「三退」（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據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統計，截至2026年10月20日，這一數字已超過4億6766萬，相當於每三個中國人中就有一人選擇「三退」。在中共的嚴密封鎖和高壓之下，4億多人用自己的良知做出了選擇，這是給整個世界的示範。
2026年4月25日，紐約法輪功學員舉行反迫害遊行活動，紀念四‧二五萬人和平上訪27周年，慶賀4.6億中華兒女退出中共。（戴兵／大紀元）
「三退」，退的不只是一個組織，更是一種思維：不再把他人看成敵人，不再用仇恨衡量公正，不再相信靠強制可以造出天堂。退出之後，要回到哪裡去？回到敬天敬神的信仰，回到父慈子孝的家庭，回到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回到五千年的民族傳統。這是中國人的歸路，也是法國人的歸路，更是整個人類的歸路。
法國的火，中國人在遠處看著。但看清這把火從哪裡來，比看熱鬧更要緊。把那套思想從自己心裡清出去，才算真正站在了火的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