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政前後，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完全不同。
建政前，在中共眼裡，知識分子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建政後，中共利用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一起推翻國民黨的工作已完成，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一變而為改造。思想改造就是迫使他們退出政治舞台的手段之一。
1951年11月30日，中共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處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隨即，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
這場運動是以集中過關的方式，在短時期內對知識分子思想進行強制改造，並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相結合的一場完全的政治運動。至1952年9月，中共對全國90%左右的高等學校教職員和70%左右的中等學校教職員完成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
1951年12月9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思想改造是知識分子對人民祖國的責任》，社論中說：「這是思想領域中的階級鬥爭，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須經過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輕鬆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長期的。」
既然思想改造被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且不能用和平改造的方式來解決，而且是長期的，那就不是簡單檢討批評一下就可以了事的。檢討必須由小組或大會通過，才算過關。所以有些教授雖然做了八九次檢討，甚至痛哭流涕，還是過不了關。如果涉及政治問題，那就可能被逮捕法辦，或勞動改造。
思想改造通常要經歷如下五個步驟，這五個步驟基本上是從延安整風中照搬過來的。
一是學習。用政治學習、理論學習為名，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懷疑。
二是坦白。以會議上發言、寫自傳或學習心得體會等方式，要知識分子檢查思想上的非無產階級的成分，揭開思想反動的一面，從而強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並表明誠心誠意的接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三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延安整風時進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評議之名，開展公開鬥爭，要知識分子先作自我批評，再由群眾來批評（如學生控訴老師、兒女控訴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鄰居等控訴），以進行反覆的鬥爭，以操縱群眾的方式，決定其是否進步與能否過關。
四是改造。逼迫知識分子參加「社會活動和政治鬥爭」，企圖徹底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如組織他們參加「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
五是總結。要知識分子將自己學習、改造的過程，作出總結報告，把思想上的黑點和黑線肅清，搞清楚為誰服務的問題。如果發現覺悟的程度還不夠，還需要再進行改造，強迫補課學習。
思想改造中，想超然物外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對無產階級領導和維護資產階級思想，就會被大會公開鬥爭，其嚴厲瘋狂的程度，不亞於土改鬥地主，鎮反中鎮壓反革命。
中共煽動被鬥爭者的同事、教師及學生，指責他們是骯髒、頑固、舊時代的走狗；他們的舊知識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他們全身都是細菌，還恬不知恥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滿，看他們的樣子，簡直都沒有人形。思想改造運動中，教師們如同階下囚，學生成了審判員，中國傳統的尊師重道觀念被一掃而空。這樣的污辱對一個大學教授人格的踐踏可想而知。
以清華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中鬥爭華羅庚為例。華羅庚是國際聞名的數學家，從美國回來投奔祖國，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運動，他坦白的清楚的交代所有，但最後因為華羅庚還保留著原有的出國護照，未加焚毀，由此引起了對他無窮的鬥爭，說他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為 「留後路」做打算。華羅庚簡直成了「罪人」，在鬥爭會上有口難辨，他看見了是非不分的世界，自己的災難是無窮的，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還有什麼意義，於是進行了自殺。但被發現得早，保住了生命。因為華羅庚是民盟盟員，他的檢討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舉行，最終才算過了關。
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傳統文化固有的一種精神，而中共卻能做到你不受辱就不給你飯票，連家人都會受到株連。於是很多知識分子就只好被迫屈服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知識分子出於自保的目的而揭發他人，也傷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的不可辱的知識分子就被殺雞儆猴，被鎮壓。
思想改造運動讓中國知識分子無休止的自我踐踏和自我奴役，打垮了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尊嚴，逐步磨滅了知識分子的個性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更嚴重的是摧毀了他們的信仰和心靈。在失去獨立性和獨立思考能力後，他們就成為了為中共政治服務的工具。從此以後，作為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士」階層消失了，「中國社會再沒有一種獨立為文化、為道統負責的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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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