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站著一個67歲的男人。頭髮白得差不多了，穿一件深色襯衫，兩邊各站一名法警。九年前，他是亞洲最有錢的人，有私人飛機，有遊艇，有一支花錢如流水的足球隊。
判決念得很乾淨。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八項罪名，其中一項叫行賄。
這篇文章只想問一個問題：行賄罪成立了，那麼收錢的人在哪裡。
這不是法理問題，是常識問題。行賄是一種需要兩個人才能完成的行為。法院的認定裡寫得很清楚，恆大是「通過行賄等手段控制金融機構」，從中套取貸款和保險資金；判決還寫了一句更要緊的話，說他的行為「損害公職人員職務廉潔性」。
那麼請注意，「公職人員」這個詞是複數，而且是法院自己寫下的。也就是說，收錢的人不僅存在，而且已經被查明，構成了這份判決的事實基礎。同案受審的有幾十人，從集團高管到他的家人，被告席坐得滿滿的。但沒有一個人穿制服。
一家民營公司要欠下三千多億美元，這個數字得攤開來想一想。地是國家的，得有人批。錢是銀行的，得有人放。樓還沒蓋起來就把房子賣出去，預售許可證得有人簽。年報連續幾年虛增資產、隱瞞負債，審計得有人蓋章放行，交易所得有人不追問。地方政府的GDP、土地財政、就業數字，一環一環，全都指望著這棟樓繼續往上蓋。
他不是這個系統的漏洞。他是這個系統的一個接口。
恆大長到那個體積，從來不是監管失靈的結果，是被允許的結果。允許了整整二十年，然後在某一天，不允許了。事實一件沒變，評價全變了。
他早就把關係說清楚了
有一句話在中文互聯網上流傳很多年，據說是許家印講的，大意是：他和恆大的一切，都是黨給的。
很多人當年把這句話當馬屁聽。今天回頭看，這大概是他一生中做過的最準確的一次陳述。他把產權關係交代得明明白白：所有權在別人手裡，他拿到的只是使用權，附帶條件，隨時可以撤。他在全國政協裡坐過多年，坐的位置很前，拿過官方發給民營企業家的最高一級榮譽，上過電視，去過大會堂，人生的每一個高點都是被授予的。
被授予的東西，當然可以被收回。判決書上那八個字很值得慢慢讀一遍：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全部。一個字都不多。
真正被判無期的人
許家印失去了自由和錢。但這件事裡損失最重的不是他。
想一想那些在2020年、2021年掏空一家人積蓄買了期房的人。彩色效果圖上有噴泉，有幼兒園，有慢跑步道。他們簽了三十年的貸款合同，也就是把此後半輩子的每個月都押上去了。現在他們每個月照樣還錢，錢進了銀行，房子是二十幾根裸著鋼筋的水泥柱子，柱子縫裡長著半人高的草，風一吹嘩嘩響。有人拖著孩子在沒有門窗的毛坯房裡住下來，因為老家的房子已經賣了。
還有那些被攤派認購公司理財產品的員工。有人交了父母的養老錢，有人交了自己的婚房首付，交的時候公司告訴他們這是對企業有信心的表現。還有工地上的農民工，年底拿不到工錢，站在項目部門口打電話，電話那頭是等著交學費的孩子。
許家印有律師，有辯護，有認罪程序，有法庭上那張照片，有官方通稿。這些人什麼都沒有。他們的損失沒有編號，沒有案由，也沒有一個可以上訴的地方。罰款上百億，進的是國庫，不是他們的帳戶。
這份名單其實很長
許家印的下場讓很多人覺得痛快。但如果只把它當成一個貪心富豪的因果報應，那就把這件事看小了。
在這套體系裡，跟得越近的人，摔得往往越狠。而且有一個規律：那些在最見不得光的任務上沖得最前的人，倒得最徹底。
舉一個具體的人。李東生。
2013年底，中紀委公布他被調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華社通報裡頭銜的排序：第一個不是公安部副部長，而是「中央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這個機構因為成立於1999年六月十日，內部通稱六一零，它是一個凌駕於公檢法之上的臨時權力機構，成立的唯一目的，就是處理一個信仰群體。
李東生原本是新聞專業出身，在中央電視台做副台長，管過《焦點訪談》。1999年7月以後的那幾年，他手裡的黃金時段密集播出針對這個群體的節目，一年之內幾十集，速度快得不像正常的電視生產流程，更像在完成一項額度任務。仇恨就是那樣一集一集堆起來的。憑著這份功勞，他從電視台升進廣電總局，再升進中宣部，最後一個從沒幹過一天政法工作的媒體人，坐進了公安部副部長的辦公室，並接手那個機構的一把手。
2016年，法院判他十五年。
這份名單可以往下列。他的上級，那位曾經手握政法大權的政治局常委，2015年被判無期，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財產，用詞和許家印的判決幾乎一模一樣。還有兩位公安系統的部級官員，2022年雙雙拿到死刑緩期執行，終身監禁。
中共體系內貪腐的人海了去了，平安退休安度晚年的比例並不低。所以他們的共同點不是貪，是別的東西。他們都曾在同一件事上沖在最前面，都以為那件事是自己最硬的政治資本。
而那個機構還在運轉，那場持續了二十七年的迫害還沒有停，只是當年設計它、指揮它、給它拍宣傳片的人，已經一個接一個被自己效忠的組織送進去了。判決書裡沒有一個字提到他們真正做過什麼。
功勞和把柄是同一樣東西
有人管這叫報應。我更願意說，這是設計。
一個把權力放在法律之上的系統，必然要求執行者跨過法律去辦事。跨過去之後，執行者手裡就同時多了兩樣東西：功勞和把柄。在這個系統裡，這兩樣東西是同一樣東西。你立的功越大，說明你越清楚那些不該被人知道的事，你的檔案就越厚。哪天需要有人出來承擔，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你。
所以這不是故障，是特性。用完即棄不是意外，是這台機器的正常工作方式。從建政到今天，那些為它出過大力、然後被它碾過去的人，從領袖到部長到首富，摞起來能有多厚，誰也數不清。它從不需要忠臣，只需要工具，而工具的全部價值就在於隨時可以更換。
許家印擔任過很多年公司裡那個黨委書記的職位。他大概到很晚才想明白，那個身分從來不是護身符，是抵押物。
那麼現在還站在台上的人呢
寫到這裡，其實和大多數讀者都有關了。
在這套邏輯裡，沒有人的財產、名譽、清白是真正屬於自己的。今天你還被稱作模範、被請上台、被拍照，只說明還沒輪到你。評價你的那支筆從來不在你手上。
這些年很多人做了一件很安靜的事：用真名或者化名，聲明退出自己曾經加入過的黨團隊組織。這件事既不能讓人發財，也不驚動任何人。它只是把一個人和那台機器之間的那根線剪斷，從此不再算作它的一部分。聽起來很輕，但真到了要有人負責的那天，這根線在不在，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許家印那句話說得沒錯，他的一切都是給的。他只是漏掉了後半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