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紀錄片，一宗市長案，一本寫於三十七年前的書——三條線索匯聚，揭示的是中共對美國發動的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2026年4月28日，深度調查紀錄片《偷襲美國》正式上映。影片的起點，是中共三代黨魁的首席智囊王滬寧在1989年寫下的一本書：《美國反對美國》。這本書提出的核心判斷——可以打倒美國的不是外敵，而是美國人自己——此後成為中共對美戰略的思想底座。
不到一個月後，2026年5月11日，美國司法部公布對加州亞凱迪亞市市長王愛琳（Eileen Wang）的刑事指控。這位民選地方官員承認，在未向美國政府登記的情況下，長期按照中國政府官員的指示行事。同日，她辭去市長職務。
這兩件事，表面上毫不相關。但放在一起，卻清晰勾勒出中共對美滲透的核心邏輯：不動用外部力量正面衝擊，而是利用美國自身的制度、自由和開放，讓美國反對美國。
一、王滬寧的預言與中共的劇本
「可以打倒美國的不是外敵，而是他們自己。」——王滬寧《美國反對美國》，1991年
1989年，時任復旦大學政治學教授的王滬寧以訪問學者身分赴美考察。他走訪多個城市，深入觀察美國的政治制度、媒體生態與社會結構，返國後寫成《美國反對美國》。
書中，王滬寧注意到美國社會的高度開放性：各種思想可以自由並存，政府權力受到制衡，媒體可以監督政府，地方政府擁有高度自治權。他認為，這些特徵既是美國活力的來源，也是其潛在弱點——當各種力量都能自由進入公共空間時，制度如何區分正常交流與惡意利用？
這一觀點，成為中共此後數十年對美戰略的思想藍圖。王滬寧本人也由此逐步晉身中共政治核心，先後擔任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三代黨魁的首席智囊，主導意識形態工作，至今仍是中共政治局常委。
《偷襲美國》在影片中頻繁提及另一個概念：「超限戰」。這是中共軍方大校喬良和王湘穗合寫的著作，強調打破戰爭與非戰爭、軍事與非軍事之間的界限，透過經濟戰、金融戰、網絡戰、心理戰、法律戰、輿論戰等非對稱方式打擊對手。這與王滬寧的戰略邏輯高度呼應：不用武力，把一切武器化。
紀錄片製作人指出：「中共就是在執行王滬寧的戰略，用美國反對美國。美國自己被別人當槍使，來反對你自己——這是這部紀錄片最核心的東西。」
二、「以地方包圍中央」：為何盯上美國基層官員
理解王愛琳案，必須先理解中共的戰略選擇：為什麼要把資源投入美國地方政治？
答案藏在美國的制度結構裡。美國聯邦政府對外國代理人的審查相對嚴格，但地方政府官員通常不需要接受安全審查，也很少接觸反情報訓練。一名市議員或縣監事，往往比一名聯邦官員更容易接觸，更難被識別為目標。
2026年4月，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莫拉納爾（John Moolenaar）致函一個名為「美國腹地中國協會」（Heartland China Association）的組織，措辭嚴厲地質問：「你們到底是不是在替中共做事？」
這個協會表面光鮮，自稱是促進美國中西部21個州與中國建立互惠關係的非營利組織，成員包括前密蘇里州州長鮑勃·霍頓等多位前任官員。然而，委員會調查發現，該協會疑似協助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一個美國國務院認定的北京對外影響力機構——遴選美國市長、立法者參加訪華活動，卻刻意在公開資料中隱瞞這層關係。
2025年10月，一場名為「長江—密西西比河流域對話」的活動在武漢舉行。六名美國地方官員應邀出席，行程包括在上海品嘗美食、參觀浙江大學、探訪農夫山泉茶園，以及參觀毛澤東在武漢的行宮梅嶺別墅。
莫拉納爾直接點明：這些看似文化交流的姐妹城市活動，正是「中共統一戰線及影響力工作」的掩護。
中共的戰略邏輯清晰可見：其一，地方官員更易接觸；其二，透過地方施壓聯邦，即所謂「以地方包圍中央」；其三，放長線釣大魚——今日的市議員，可能是明日的國會議員。
三、王愛琳案始末：一個完整的滲透樣本
王愛琳長期活躍於洛杉磯郡聖蓋博谷地區的華人小區，2022年當選亞凱迪亞市議員，2026年2月依輪值制度出任市長。在案件曝光之前，她在當地小區具有一定知名度，政治形象建立於族裔服務與小區參與之上。
然而，司法部調查揭示的是另一幅圖景。
1. 「美國新聞中心」：宣傳洗錢機器
王愛琳與未婚夫、前競選財務主管孫耀寧（Mike Sun）共同經營一個名為「美國新聞中心」（U.S. News Center）的中文媒體平台。從外觀看，這是一個面向華人小區提供新聞信息的普通網站。
但聯邦調查發現，平台的部分內容並非由編輯自主策劃，而是直接來自中國政府官員透過微信傳送的文章與宣傳材料。相關內容發布後，王愛琳再向中方回報閱讀量和流量截圖，中方官員則回復表示肯定。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發生於2021年6月。彼時國際社會正持續關注新疆維吾爾族人權問題，一名中國官員透過微信向王愛琳傳送題為《中國在新疆問題上的立場》的文章，全面否認相關指控。王愛琳收到後迅速將其刊登於網站，並向中方回報完成情況。
這種模式在信息戰研究中有一個專有名詞：「宣傳洗錢」（Propaganda Laundering）。政府宣傳內容經過多層轉換後，以獨立媒體或第三方觀點的形式重新進入公共空間。讀者看到的是「新聞」，實際上接收的是外國政府主導的政治訊息。
讀者看到的是「新聞」，實際上接收的是外國政府的政治訊息。
2. 孫耀寧：從媒體到情報蒐集
孫耀寧在案件中扮演的角色不止於媒體運營。司法部文件顯示，他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服役，並在向中方提交的材料中主動提及軍旅背景。
2023年4月，台灣總統蔡英文過境南加州期間，孫耀寧拍攝活動照片、蒐集現場信息，包括行程安排、支持群眾人數及抗議情況，並透過微信實時向中國官員回傳。司法部認定，此舉已涉及為外國政府進行情報蒐集活動。
從「美國新聞中心」的宣傳發布，到蔡英文訪美期間的現場監控，整個網絡的活動範圍已遠超出一般小區工作。
3. 認罪與辭職
2025年10月，孫耀寧就非法充當中國政府代理人罪名認罪，2026年2月被判處48個月聯邦監禁。他的認罪為聯邦調查鎖定王愛琳提供了關鍵突破口。
2026年5月11日，美國司法部正式公布對王愛琳的起訴文件。同日，她與聯邦檢察官達成認罪協議，辭去市長職務。相關罪名依據18 U.S.C. §951（非法外國代理人法），最高可判處十年聯邦監禁。
四、中共影響力的多面鏡：王愛琳案不是孤例
把王愛琳案放入近年的系列案件中觀察，可以看到一幅更大的圖景。
2024年，美國司法部起訴紐約州前高級官員孫雯（Linda Sun），指控其利用州政府職位協助中國政府影響紐約州與台灣之間的互動安排。
同年，紐約聯邦法院裁定王書君有罪，認定其多年向中國國家安全部門提供海外民主人士信息。
2023年，紐約華埠兩名人士被起訴，指控協助設立未經批准的中國海外警察站，「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一詞由此進入美國政策主流話語。
美國司法部還在2024年以20個月監禁判決親共僑領陳軍。陳軍在中共指示下參與操控美國國稅局的舉報計劃，試圖取消法輪功旗下神韻藝術團的免稅資格，並向FBI臥底特工行賄。
《偷襲美國》的製作人指出，中共對神韻的攻擊手法——控制媒體、利用言論自由散布偏頗報導、動用司法訴訟增加對方負擔——正是「用美國反對美國」戰略的具體實踐，與早年打壓法輪功的模式如出一轍。
這些案件類型各異，卻呈現出高度一致的基本邏輯：利用小區網絡建立關係，利用媒體與組織影響輿論，利用政治與社會資源擴大影響力，最終服務於中共的戰略目標。
五、美國的響應：從個案執法到戰略定性
美國政府的響應正在從個案執法升級為整體戰略定性。
2026年6月16日，美國參議院以無異議方式通過S.Res.444號決議，點名指中共是習近平領導的「犯罪組織」，對全球和平與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決議列舉的指控涵蓋新冠疫情信息隱瞞、芬太尼問題、網絡間諜、新疆人權、迫害法輪功及強摘器官、西藏、香港、台灣，以及與俄羅斯、伊朗、北韓的戰略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決議通過日期為習近平七十三歲生日次日，象徵意涵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兩黨無一反對票，顯示美國朝野已在對中共問題上形成高度共識。
與此同時，美國司法部處理中國相關案件的重點正悄然位移——從傳統的間諜活動、軍事情報與商業機密竊取，擴展至地方政治、族裔媒體、跨國鎮壓與小區組織。王愛琳案正是這一轉變的縮影。
六、科技前線：數字滲透與基礎設施風險
中共對美影響力行動不僅限於政治領域，也在數字基礎設施中留下深刻痕跡。
《偷襲美國》指出，美國65%的家庭和小型企業使用中國路由器廠商TP-Link的產品，但這些設備被懷疑存在後門，可能被用於監控家庭與企業網絡。中國制掃地機器人則可能悄悄繪製用戶家中的完整地形。手機APP收集用戶數據，TikTok等平台的信息推送邏輯亦受到美國國家安全部門持續審視。
在稀土問題上，美國的脆弱性更為顯著。美國99%的稀土依賴從中國進口，而稀土是製造尖端武器、精密電子設備的關鍵材料。中共若對稀土出口實施管制，將對美國軍事與科技能力構成直接威脅。川普政府推行的關稅政策，部分正是試圖在這一領域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七、開放社會的制度悖論
王愛琳案引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為什麼這一切能在美國發生？
三十餘年前，王滬寧在《美國反對美國》中提出的觀察仍具現實意義：美國最強大的地方，往往也是其最脆弱的地方。言論自由讓宣傳得以流通；結社自由讓外部力量得以滲透小區；地方自治讓聯邦監管出現空白；開放的媒體市場讓政府宣傳得以偽裝成新聞。
但美國的響應方式，恰恰也體現了民主制度的自我修正能力。王愛琳案並非政府祕密處理——它經由司法調查、公開起訴、法庭程序與媒體報導逐步完成，全程受到輿論監督，相關證據接受法律檢驗。
美國法律的核心邏輯不是禁止交流，而是要求透明。無論是《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還是18 U.S.C. §951，都不禁止任何人支持某一國的政策立場，只要求代表外國政府行動時向公眾申報。問題不是政治立場，而是隱蔽的代理關係。
如何在保持自由的同時保護自身，這種張力將是民主制度長期面對的深刻悖論。
八、華人小區面對的現實選擇
王愛琳案及一系列相關案件，對美國華人小區產生了深遠影響。
美國司法部一再強調，其調查對象是涉嫌祕密代表外國政府的個人，而非特定族裔群體。法律依據建立在具體行為而非族裔身分之上。然而在現實中，法律原則與社會觀感並不總是完全吻合。每當相關案件曝光，正常從事公共服務、學術研究或政治參與的華人，難免承受額外的審視壓力。
隨著中美關係進入長期競爭時代，海外華人社群處於前所未有的關注焦點之中。如何向自由世界證明自己與中共沒有關係，是每一個海外華人無可迴避的現實考慮。
目前，主動聲明退出中共及其相關組織的人數已超過4.6億。他們用實際行動表明立場，維護了自身的清白與權益。設在美國紐約的「全球退黨服務中心」（Global Service Center for Quitting the CCP）可以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退出中共及其相關組織的服務——簡單、安全、權威、有效。
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下，一份實名退黨證書，不只是個人信仰與良知的表達，也是在自由世界安身立命最有力的證明文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