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共北京市紀委監委網站6月25日的消息，去年11月被查的北京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主任張貴林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與以往諸多落馬官員公布的罪名有一個明顯不同的是，張貴林被指控排在首位的罪名是「政治意識薄弱，私藏、閱覽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刊」，然後才是收受賄賂等罪名。
張貴林究竟私藏、閱覽了哪些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刊」，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和關注。根據大紀元披露的來自北京官二代楊祝（化名）的消息，這些書刊包括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祕書鮑彤之子鮑朴創辦的出版社出版的若干涉及中共高層內幕的敏感書籍，以及經常發表揭露、抨擊中共文章的《新紀元》週刊。張貴林被發現，是因為「有人舉報」。
是否中共高官中只有張貴林一人在閱讀有所謂嚴重政治問題的書刊？顯然不是。楊祝表示這樣的中共官員太多了，「我們自己家裡都有的是。北京這邊我知道幾個做地下圖書的，包括《新紀元》週刊、《大紀元時報》他們都能弄過來，拆封弄過來，都有專門渠道去弄。」他還說過去中共黨內對這種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大家都是自己在家看，不讓人發現，這種事在人們生活裡頭非常普通，但現在管得特別嚴。
其實，以前中共內部高官看的內參，裡邊本身就包含敏感內容。筆者十幾年前曾看到過朋友傳來的幾份內參，具體屬於什麼級別和由誰製作的，已經忘記了，但印象最深的是這些內參選編的眾多文章都是來自被中共當局封鎖的海外媒體大紀元和新唐人電視台，大多都是評論文章，內容涉及中共高層腐敗、九評共產黨、法輪功問題等，而這些話題基本在大陸是被公開禁止的。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可以「翻牆」的民眾愈來愈多，中共的內參內容已經失去了時效性，中共高層如今每日獲得的是經過刪選後的國際國內形勢簡報和相關部門提交的分析，而各級官員為了了解高層內幕和動態，為了給自己找後路，或選擇上網「翻牆」，或閱讀禁書禁刊。
在當下中共三十年來前所未有的內外交困下，張貴林閱讀禁書成為首個罪名並被公示，除了再次說明中共各級機關都將維護政治安全放在了首位外，更是在向中共官員發出警告信號：閱讀禁書就是不忠誠的表現，就會面臨著某種懲處。
這種不斷在各個方面嚴加管控民眾、管控官員的做法，印證了中南海最高層內心深深的不安和對如何維持政權不倒憂心忡忡，印證了中共幾十年來通過宣傳、教育等對中國人的洗腦並未完全成功。
只是中共這種做法效用幾何呢？先看看昔日發生在東德類似的情況。眾所周知，所有共產黨國家都相信，「宣傳是一個絕對必要的過程。」關於東德如何通過宣傳鉗制東德人的思想，美國人彼特沃克在其撰寫的《彎曲的脊梁》一書中，進行了很好的闡釋。
在東德的宣傳中，首要的基點是「黨總是正確的」，這個黨除了東德共產黨外，還包括蘇共。共產領導人在宣傳中的形象始終是正面的，從不會提及他們的錯誤，因為有黨的領導，所以東德領導人總能做出正確的決定。為了加強人們對黨的崇拜、信仰，東德共產黨還通過各種宣傳、制定官方政治節日、舉行各種儀式、教育、抨擊西方「腐朽」、控制文藝創作、查封禁書等，對民眾進行各種洗腦。這與今天中共的作法何其相似。
東德共產黨的宣傳和鉗制的效用多大？東德垮台後，德國人撰寫的《民主德國的祕密讀者》一書為我們尋找到了部分答案。根據書中披露，令東德共產政權沒有想到的是，查禁圖書雖然可以隔絕人們對某些真相的認知，維護體制的安全；但實質上，它卻催生了一股強大的反抗暗流，那就是大批祕密讀者的產生。這些讀者中除了市民、工人、教徒、危險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之外，還有官員和一般公務人員，覆蓋面很廣。他們閱讀的書籍從政治、歷史，到科學、生活類，各式各樣，而他們也想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打破審查制度，從圖書走私、行竊到地下印刷、複製與傳播，五花八門，極具創意。
書中描述的從西德運往東德的方法主要包括：把書藏到火車的廁所裡，辦法是用鑰匙或簡易螺絲刀把廁所的鑲板牆揭掉，等過了邊境再行取出。也有人過境時，關掉廁所水箱的進水口，用塑料膜把書包好藏進水箱，過境後再取出來。還有人將報刊藏進背包裡或貼身上口袋裡，也有人藏進褲腿裡或者自行車輪胎裡，有一個胖婦人還把報紙直接綁在肚皮上……更令人驚奇的是，一些東德海關人員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在東德，祕密讀書者的大量存在讓國安部非常不安，他們對由此形成的一些圈子進行了調查和監控、懲罰，理由是他們「教唆反國家」和「組建反國家團體」。不過，雖然有著這樣那樣的危險，但東德人閱讀、攜帶、收藏禁書從未停止過。一些政治性讀物成為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在未來的政治實踐中擁有巨大能量的推手。
祕密讀者的存在也間接證明，東德的政治宣傳在不少東德人身上並不起作用。沒有人知道這樣的祕密閱讀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東德人的大逃亡，也沒有數據顯示其在東德的覆亡上發揮了多大的影響，但當東德共產黨政權垮台時，沒有多少東德人表示留戀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如今在中共的高壓統治下，大批中國人「潤」出中國大陸，大批中國人「翻牆」閱讀真實信息，還有無法知曉數目的閱讀禁書的中國人的存在，都在昭示著中共政權不得人心，正在步入倒計時，類似東德垮台的那一幕說不定哪一天就在中國大陸上演。因此，可以說，中共公開警告看禁書的官員的效用極其有限。
對此，習近平也應該心知肚明，因為他也曾經是禁書的閱讀者。2014年習近平出訪俄羅斯以及在隨後舉行的文藝座談會上，都曾談到自己年輕時讀過的一些名著。除了俄羅斯作家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普希金的《葉普蓋尼奧涅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外，他還讀過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湯姆索亞歷險記》、傑克•倫敦的《熱愛生命》、法國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德國歌德的《浮士德》等。
從時間上推斷，習近平閱讀上述經典名著的時間大多處於文革時期，而這些小說絕大多數被中共定為「禁書」，如當時托爾斯泰大部分譯作被禁止出版，只有晚年「反帝」的內容可以公開傳播。因此，在中共以及很多受中共毒害的中國人來看，那個時候誰看這些禁書，誰就是「思想有問題」。有不少人因偷閱禁書，輕者不能被中共接納為成員，重者遭到批判，還有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
但黑暗中總是有人渴望光明，那些激發人們人性、嚮往美好的書籍，成為了習近平口中的「地下借閱」、「祕密傳播」。習近平所處的時代所謂的「禁書」如今基本可以正常出版，這焉知不是在告訴我們：當現在的黑暗歲月走過，那些被中共列為禁書的書籍，將堂而皇之登堂入室，所謂的「閱讀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刊」的罪名也註定成為笑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