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3日上午，傅雷家的女傭周菊娣按時起床準備為他打掃臥房的時候，發現一向早起的傅雷夫婦直到九點多鐘還沒有任何動靜，她預感不妙。
上海市長寧區派出所戶籍警察左安民不久趕到，當他把臥室落地鋼窗上的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從自縊的繩套上解下時，二人的生命已經靜止了。
這一年，傅雷五十八歲，朱梅馥五十三歲。
傅雷，著名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早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他翻譯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等名家的著作。
1958年4月30日，傅雷被宣告為右派分子。
之前傅雷就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協開會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而無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傅雷卻再也不能倖免。 當天夜裡，傅雷夫婦在家裡沉默地坐著，許久他才開口，然後欲言又止：「如果不是阿敏（傅雷的小兒子傅敏）還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1966年，當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而來的時候，傅已預感到自己在劫難逃。他對來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而當「運動」才開始一月，他就向朋友們喃喃自語：「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
8月30日，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砸開了傅家的大門。其實傅雷本與音樂學院沒有任何關係，之所以音樂學院會來抄家，是因為當時的鋼琴系主任李翠珍是傅雷的妻子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學，當初從香港回來時給傅雷寫過信徵求意見。此時李翠珍已被打成特務，這封信自然成了傅雷是潛伏特務的罪證，順著這條線索音樂學院的紅衛兵當然把革命的矛頭指向了傅雷。
隨後，紅衛兵不但抄了傅雷的家，還對他進行了四天三夜的批鬥罰跪。傅雷家的花園被搗翻，地板被撬開，四周貼滿了大字報。
儘管他們之前對災難已有所預料——8月23日的時候，傅雷就對妻子說過：「音樂學院可能要來砸，要砸就讓他們來砸，最多大不了兩條命。」，但當風暴真正襲來時，政治的鐵拳還是將僅存的那一點尊嚴擊得粉碎。
於是，傅雷開始為自己的死亡準備一切：8月27日，與朋友告別，宣布自己會帶著夫人一起走。朱梅馥也曾對傅雷說過：「為了不使你孤單，你走的時候，我也一定要跟去。」 那時她死心已定、去意已決。面對滿地的狼藉，她對保姆周菊娣說：「菊娣，衣物箱櫃都被查封了，我沒有替換的衣服，麻煩你到老周（煦良）家給我借身乾淨的來。」 這是一個女人對世界的最後請求，那就是要體面地死去。
1966年9月2日，大約在晚上八點的樣子，夫婦倆吃晚飯，朱對周說：「明天小菜少買點。」這是她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句話。
在寫好遺書之後，傅雷夫婦怕凳子碰倒後發出聲響，先在地上鋪好棉被，然後將床單撕條打結，隨即自殺。
兩個知識分子，優雅溫文，卻被紅衛兵們連日凌辱，斯文掃地、尊嚴喪盡。可在他們捨棄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卻還記得家中的保姆，留給她生活費，還在遺書中寫明「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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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