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饑荒面前，這裡沒有飯吃，就到別的地方去逃荒，歷史上哪朝哪代都是這個辦法。
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時期，1942年，河南大旱，爆發了一場天災饑荒。蔣介石專門給鐵路部門發了一道命令：不許向河南饑民要火車票錢。
然而，同樣是饑荒，而且規模大得多，而且是中共自己所造成，毛澤東和中共竟然剝奪了農民逃荒要飯的權力。為什麼？官方答曰：這是給毛主席臉上抹黑！給社會主義抹黑！
中共當權後，史無前例地將全國人口分割成「農業」和「非農業」兩大群體，利用國家暴力嚴禁農民——中國的主體——自由遷徙。這就等於一旦遭遇災害，強制性讓農民坐以待斃。
特別是，大饑荒之時針對飢餓農民進一步創立惡法——城鎮流浪人員收容審查制度。該制度嚴禁農民進城逃荒要飯，凶狠打擊所謂「盲流」「流竄犯」，即萬般無奈、不顧尊嚴逃荒要飯的饑民。換句話說，餓死可以，逃荒不行。
1959年初，「大躍進」以來農村災民持續大量湧入城市逃荒要飯，面對這種要飯人有增無減的局面，毛澤東要求制止。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阻止農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尋找活路，一些地區出現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農民逃荒的現象。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中共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並隨意處置「盲流人員」了，有的地方更是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強性命令不准逃荒，把本來可以活下來的人餓死了。
譬如信陽地委指令各縣「消滅外流」後，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350餘人的慘案」。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200多人。廣西環江縣水源區委甚至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200多名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一長串，押送回鄉。
有些地方，不僅不准逃荒，還扣押信件（如信陽），搜山（如安徽），把在飢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飢的人抓回來接受改造。
尤為令人髮指的是，嚴禁饑民逃荒要飯的惡法引發了更殘忍的許多地方惡法，如「不許求救」——安徽亳縣。農民不得不向外求救，而求救信被定為「反革命信件」，寫信的人有的被捕入獄。
不許農民逃荒尋活路，將他們困在家中活活餓死，這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鳳陽縣新縣委召開的批判原縣委書記的大會上，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這樣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五千多口人，現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麼多。那時我們還能跑，一九六○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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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