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4日，是中共製造的「六四」天安門屠殺37周年紀念日。中共仍在千方百計掩蓋這段血腥的歷史。海內外各階層人士則在以不同方式紀念死難者，並反思這段歷史給中國帶來的災難與啟示。
1989年6月4日，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下令調20萬軍隊進北京，鎮壓由北京大學生率先發起的「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的民主抗爭運動。
1989年6月17日，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說，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時，「沒有打死一個人」，「也沒有軋傷一個人」。
但是，這是彌天大謊。「六四」後出現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揭露出來的真相是，當時，中共軍隊不僅打死了人，而且打死了許多人。
據白宮流出的機密檔案，美國曾透過中方戒嚴部隊線人，獲悉中南海內部文件，評估「六四」死傷民眾達40,000人，其中10,454人被殺。
六四屠殺後，中共黨內開始大清洗，一批同情學生、反對開槍鎮壓的中共高官被清洗。這裡，盤點當時被清洗的九名中共高官。
一、趙紫陽（正國級）
趙紫陽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學生民主抗爭運動爆發後，趙紫陽主張以民主、法治的方式解決問題，鄧小平主張調軍隊進行武力鎮壓。
中共歷來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在中共黨內，誰掌握了軍權，誰就是真正的老大。
當時，鄧是中央軍委主席，鄧說了算。趙反對武力鎮壓，就被認為站在了鄧的對立面。
「六四」前夕，趙就靠邊站了。「六四」過後，趙立即成為整肅對象。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通過「趙紫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趙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僅保留黨籍。
但是，趙至死都不承認有「分裂黨」、「支持動亂」的錯誤。
二、胡啟立（正國級）
胡啟立當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主管宣傳、意識形態。
對於學生民主運動，胡的總體態度是，同情學生，更傾向以民主、法治的方式解決問題。
1989年5月20日北京戒嚴前，中共新聞界有過短暫的寬鬆時期。這既與趙紫陽的開明有關，也與主管宣傳的胡啟立有關。
比如，4月27日，胡啟立曾找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幾家主要報社負責人進行座談。胡明確表示，鑒於各方強烈要求對學潮報導的尺度有一個明確意見，中央決定放寬新聞報導的口徑，在報導學潮的問題上，報社主編有權決定可以報導什麼，或不報導什麼，不必事事都要請示。
1989年5月1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家中開會。鄧提出要在北京戒嚴，趙紫陽反對，胡啟立雖然表示不反對，但仍提出「是否還有比軍管更好的方法」。在是否調軍隊進北京鎮壓的問題上，胡啟立沒有100%跟鄧保持一致，這成為「六四」後胡的「嚴重政治錯誤」之一。
在1989年6月24日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胡被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三、芮杏文（副國級）
芮杏文當時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協助胡啟立管宣傳、意識形態。
趙、胡、芮都是中共黨內改革派代表人物。趙是總書記，在如何處理學運的問題上，一方面，趙、胡、芮持相同或相似的觀點；另一方面，趙是胡、芮的上司，趙作出指示，他們必須傳達。
「六四」後，芮杏文承認，他向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傳達了趙的批示，因而「給新聞單位負責人鬆了綁，使新聞宣傳決了口，輿論失控越來越嚴重，直到完全失控」。
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芮杏文被免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四、閻明復（副國級）
閻明復當時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六四日記》中記載：1989年5月15日，「閻明復和胡啟立來我辦公室。他們提出，要承認4月26日社論有錯誤，要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才能緩和當前緊張局勢。還說這是惟一的辦法。我不同意。」
4.26社論是鄧小平授意起草的。社論將學生民主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引發學生強烈不滿，導致到天安門廣場請願、靜坐、絕食的學生越來越多。
5月16日下午，閻明復奉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勸說他們返回學校，當時《人民日報》在頭版報導並配發照片。
閻明復的女兒閻蘭在她的書《閻家》中寫道，她的一位當時在北大讀書的朋友卡羅琳告訴她。閻明復到天安門廣場後，就坐在卡羅琳的身邊。閻明復當時對絕食學生講了下面一段話：
「首先，你們的決心和訴求精神感動了整個國家。請相信，你們關於改革、自由以及反腐敗的訴求已經被聽到了，我確信黨中央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將會重視這些訴求。但這些訴求不值得以生命為代價。作為一位人道主義者，我告訴你們，不能自我犧牲。作為黨中央的代表，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只要你們停止絕食，重返課堂——將不會有任何報復行為。」
閻明復是第一位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的中共領導人。
因為同情學生，閻明復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被免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1990年被免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的職務。
五、朱厚澤（正省部級）
朱厚澤是1985年8月被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選中，由貴州省委書記調任中宣部部長的。
到1987年1月，胡耀邦被鄧小平等中共元老趕下台，朱厚澤也被免中宣部長。朱厚澤成為中共建政76年來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長，任職僅1年零5個月。
1988年，朱厚澤被安排到全國總工會書記處任第一書記兼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朱厚澤到全總上任前，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和他有過一次談話。趙問朱：「如果出現了社會動盪的情況，工人和政府對立，工會站在哪一邊？」朱厚澤不假思索地回答說：「當然站在工人這一邊。」趙紫陽滿意地說：「這就對了。」
1989年5月，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後，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紛紛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不久，悼念活動演變成「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的學生運動。不少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全國總工會為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捐了10萬元。這件事是經中共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同意的。
「六四」後，總工會向學生捐款10萬元的事，朱厚澤個人承擔了全部責任。朱厚澤因此被認為犯了錯誤，被迫提前退休。
六、鮑彤（正省部級）
1980—1987年，趙紫陽任國務院總理7年，鮑彤任趙的祕書7年，期間，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趙紫陽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鮑彤被任命為「政治局常委祕書」，實際還是趙的祕書。
趙任總理時，是中共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推動者；趙任總書記時，是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推動者。鮑彤則是趙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
1989年春學運爆發後，趙主張以民主、法治方式解決問題，鮑彤支持趙的做法。
1989年5月1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家開會時，鄧決定調軍隊進北京，五名政治局常委，只有趙一人反對。回到中南海後，趙自知大勢已去，讓鮑彤幫他起草了一份辭職信。
趙一失勢，鮑彤的政治生命也進入倒計時。
1989年5月28日，鮑彤被中共政治局委員宋平找去「開會」。宋平見到鮑彤後說，你現在很不安全，給你換一個地方吧。這一換，就把他換到了秦城監獄，沒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續。
1992年3月，鮑彤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黨籍。7月，被扣上「泄露國家祕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判刑7年。1996年5月，鮑刑滿釋放。此後，一直被軟禁至死。
七、胡績偉（正省部級）
胡績偉1937年加入中共，一直從事共產黨的報紙、電台的總編或行政工作。1952年調入人民日報社，先後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等職務。1983年9月，在中共發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被整肅，被迫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89年春學運爆發後，胡績偉因同情學生，被認定「支持學生暴亂」，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撤銷在全國人大擔任的所有職務，並受到留黨查看的處分。
1989年5月2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發布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
1989年5月21日，胡績偉等24位全國人大常委，聯名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信中寫道：
「近日北京市及全國各地的局勢表明，我們國家陷於極其嚴重的危機之中，我們作為人民選出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成員，必須對人民共和國高度負責，在此緊急關頭，應立即通過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
「為此，我們提議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非常）緊急會議，研究當前的嚴峻局勢，並通過法治軌道謀求正確解決中國當前危機的方法。如果暫不能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建議召開在京常委會委員參加的非正式緊急會議。」
胡績偉委託北京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等，徵集在京全國人大常委在「建議書」上簽名，共有57位委員聯署。
但是，在鄧小平的強力干預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沒有開成。6月3日晚10時，20萬大軍開進北京城，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民主運動被鎮壓。
1989年6月30日，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上，胡績偉被圍攻，受到各方嚴厲責問和批判。於是，有了上面的處理結果。
八、許家屯（正省部級）
許家屯，1916年出生，江蘇如皋人，早年參加過新四軍，後官至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是資深的正省部級高官。
1983年，67歲的許家屯被任命為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成為中共駐香港的最高代表。
1989年5月3日，趙紫陽將許從香港招回北京，徵求許對學運的看法。許說：「這是愛國的運動，是支持共產黨改革的運動；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進一步發展，有些人是擔心改革會停止，甚至倒退。」趙聽後，表示：「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
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嚴。許回憶說，5月20日，《文匯報》副社長張竣生告訴我，文匯報社同仁準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回應。我知道不可能阻擋，就點頭表示同意。第二天，《文匯報》頭版社論欄出現「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引發很大震動。北京很惱火，李鵬要港澳辦追查。許答覆：香港不同於內地，我們會妥善處理的，給頂了回去。
六四屠殺發生後，新華社香港分社以「新華社香港分社部分幹部員工」的名義發出譴責鎮壓、呼籲哀悼的聲明：
「我們對在首都發生的血腥鎮壓、殺害愛國學生和人民群眾的暴行極度憤慨！我們呼籲：全港中資機構員工於6月5日以各種形式為死難愛國同胞沉痛致哀。」
許家屯對待六四學運的態度，被認為「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六四」後，許家屯得知時任海南省長梁湘被國務院總理李鵬以「研究開發海南洋浦港」為藉口騙到北京，一下飛機立即被軟禁之後，脊背發涼。得知接替他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周南，停發他的工資，收走他的房、車，成立了一個整他材料的專案組之後，他不得不作出決斷：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遠走高飛。
1990年5月1日，許家屯在香港啟德機場登上前往美國的班機，直飛舊金山，成為中共建政後第一個成功出走海外的最高級別官員。
1991年3月3日，新華社報導稱，經中共政治局批准，中顧委常委會、中紀委常委會討論決定，撤銷許家屯中顧委委員職務、開除其黨籍。
九、徐勤先（正軍級）
徐勤先當時是38集團軍軍長，少將。
2025年11月下旬，六四抗命將領徐勤先少將受審的完整錄像在海外互聯網上首次曝光。這段拍攝於1990年3月的長達6小時的軍事法庭庭審畫面，詳細披露了他在1989年抗拒命令、拒絕率軍對民眾開槍的內部細節。
據中共軍事檢察院的起訴書：「1989年5月18日16時許，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劉振華、司令員周衣冰等領導在軍區辦公樓主樓三層會議室，向徐勤先傳達中央軍委關於調38集團軍到北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當劉政委等軍區領導傳達軍委命令和部署任務後，徐勤先即表示拒絕帶領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他說：『動用軍隊這樣的大事，我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體會議進行討論，究竟這樣做對頭不對頭，這樣的命令應當由國家發布，以黨的名義發布是不合適的。』他還說：『這樣的行動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一個事件也可能短時間看不清楚，但歷史可以證明，執行這樣的任務可能立功，也可能成為歷史罪人。』他聲稱：『帶武器執行這樣的任務我無法執行，中央軍委可以任命我當軍長，也可以撤銷我的職務，這樣的命令我無法執行，請領導另找別人吧。』」
庭審中，徐勤先回憶說：「這麼大的事情呢，應當很好地研究一下，究竟怎麼樣處理合適。我建議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是吧，開會啊，開個會好好討論一下，究竟怎麼處理合適？還有軍隊納入國家體制，人大也可以討論一下。然後我說，這個任務和這個到前線打仗，和這個搶險救災不一樣。（對敵）作戰（敵我）陣線都比較分明，任務也比較明確。這樣的任務（指到北京戒嚴）攜帶武器裝備，我說好人壞人混在一起，軍隊老百姓混在一起，這怎麼執行，打誰？」
當時，徐勤先有兩個選擇：一是服從命令。這樣，他可能名利雙收，由少將升中將甚至升上將，由集團軍軍長升任更高軍職；二是違抗軍令，被撤職，被查辦，被定罪，被關進監獄，失去一切。
但是，大是大非面前，徐勤先選擇了後者。他堅持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不能動用軍隊、動用武力來解決，因不想誤傷誤殺老百姓，他沒有服從中央軍委的命令。
徐勤先因此被中共軍事法院「認定」犯了「違抗戒嚴命令罪」，被祕密判刑五年。
結語
「六四」屠殺前，中共黨內已開啟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是其代表人物。以上其他八位中共高官都是改革的支持者。
「六四」屠殺發生後，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被清洗，鄧小平親自終結了中共政治體制改革進程。
鄧小平曾講：「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六四」屠殺後，中共的改革開放事實上走入死胡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