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6年07月13日訊】1935年10月，陰冷的西北荒原上，一批批幹部被逼入土坑活埋。習近平生父習仲勳也在被活埋的隊列中等待、煎熬，直到中央紅軍逃亡到陝北。習仲勳回憶說，晚到4天，自己就沒了。因為中央紅軍第一道命令不是進攻部署，而是「停止殺人」。
但並非所有人都那麼好命。幾乎同一時期，在江西富田的蘇區，超過七萬名紅軍將士與地方幹部被指認為「AB團」，人頭落地 。事後中共覆核承認：七萬多冤魂中，無一人是真正「AB團」 。
兩起案件，生死之間，僅取決於上級的政治判斷、臨場發揮。
這正是大紀元獨家報告《中共安全機關的結構研究：社會控制的一線作業單元》所擊中的制度死穴：九十年過去了，這套在肅反運動中定型的嗜血基因從未謝幕。它只是穿上了「維穩」「平安建設」「社會治理」等現代行政畫皮，繼續幽靈般寄生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 。
報告的核心判斷令人震驚：中共真正的控制力，不在中央機關的名冊，而隱藏在全中國街頭、校園、派出所，甚至你每天使用的手機軟件背後。這套系統將政治安全無限泛化，把普通老百姓的一舉一動編織進一張全天候、預防性的監控網絡中。
大紀元即將推出的這份重磅研究報告，首度全景式揭露中共維持統治的黑箱作業——一套由黨牢牢掌控、遍布全國的龐大「安全基礎設施」。報告深刻揭示了極權體制如何一步步吞噬個人自由，是當前反制中共全球滲透、洞悉其數位極權運作邏輯的里程碑式研究，對守護自由社會具有極高的戰略意義與參考價值。
大紀元將為讀者報導這份獨家報告的部分內容。
從「肅反」到「維穩」：自由的預支性剝奪
報告指出，1989年後中共「維穩」模式發生質變：手段從「事後處置」全面轉向「事前預防」。
這是一套從未被清算的預防性暴政邏輯。報告指出，在這種體制下，重點人員、重點群體、重點地區被逐級分類管理。一個人尚未觸犯任何法律，只要公權力偵測到所謂的「苗頭」，就會立刻啟動約談、訓誡、限制出行、單位與社區聯動看管的處置鏈條。
這在制度本質上，是對公民自由的「預支性剝奪」。公權力悍然繞過司法程序，先行限制行動自由。這不是執法，而是對人身自由的「合法」搶劫——它搶奪的是公民在被證明有罪之前的合法生存空間。
這與當年蘇區肅反「寧殺錯、不放過」「先推定有罪、再向前追查」的邏輯如出一轍，只是換了一套行政化、官僚化的精緻外殼。
大數據密碼：重點人口與人海戰術
隱形控制的「重點人口」
報告披露的數據規模極具衝擊力。報告引述學者裴敏欣依據各地年鑑與泄露資料的推算：中共「重點人口」與「重點人員」總數，覆蓋全國人口的0.5%至0.9%，規模達700萬至1200萬人。但數據結構顯示：其中被明確列為「政治嫌疑對象」的，僅占「重點人員」總規模的1%至4%，絕大多數實為普通刑事與公共安全管控對象。
這個比例結構極具欺騙性與掩護功能：中共刻意將極少數的政治監控對象，混入龐大的普通治安管控基數中。這種「政治監控治安化」的手段，讓極權網得以長期運作而不引發社會整體警覺。
這也是這份報告最具學術分量之處——沒有把「重點人員」簡化為政治犯，而是精確指出，中共「泛治安化」系統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能隨時將政治判斷注入日常治安分類，無需司法核實，隨意拉長或縮短監控名單。
分布式人海戰術
報告披露，中共黨政系統自行掌握的基層信息員網絡高達1000萬至1500萬人，約占總人口的0.7%至1%。
對比歷史數據：冷戰時期的東德祕密警察「斯塔西」（Stasi），平均每165名國民配備一名專職特工；而中共體制下的國保警力攤算下來，每一兩萬人才配備一人。
這個對比揭示的，恰恰是一件更值得警惕的事——中共不需要複製蘇聯式龐大且昂貴的職業祕密警察機器，只需把監控成本「社會化外包」給網格員、單位保衛、學校輔導員、宗教場所管理者及普通鄰裡，就能達到甚至超越斯塔西式的社會滲透密度。
同時，報告如實指出這張「人海網」具有高度稀薄性：約60%的信息員幾乎不報送任何信息，所蒐集的信息僅約25%被上報，且絕大部分是反映社會情緒的「輿情」，而非具體「敵情」。這些信息員與體制的關係並非單一模式，既不全是自願舉報，也不全是強制動員；而是處在政治動員、行政壓力與私人利益交界處的一種「忠誠契約」——個體為了換取政策寬待或蠅頭小利而配合出賣他人隱私並背負隨時被迫表態的隱性義務。
中共要的正是這種「低成本、高覆蓋」的分布式監控。那種「不確定誰在檢舉、不確定何時被盯上」的社會集體心理不確定性，正是迫使中國民眾自覺進行自我審查、自我閹割最核心的精神武器。
「跨系統接口」：當淘寶、微信、美團淪為「准安全節點」
高科技如何淪為中共統治工具？報告提出的「跨系統接口」概念，精準捕捉了數位時代中共控制模式的質變。
中共無需將所有百姓的私密數據直接搬進公安局，而是通過法律、責任制與專班機制，直接將民間商業基礎設施「安全基礎設施化」。電信運營商與互聯網平台（淘寶、美團、微信、QQ等）表面上是獨立的商業公司，實質上已成為公安網安、國保與情指中心隨時調用的外部「接口」。
這意味著，一個中國人每天的出行購票、酒店住宿、線上消費、即時通訊與物流寄遞，平時是商業日誌，一旦觸發敏感詞，大數據匯聚層與「合成作戰中心」的AI算法便會聯動，自動生成對象畫像，向基層派出所與巡特警「派單」抓人。
這種預測性警務，將尚未發生的行為、尚未形成的聚集、尚未實施的表達，提前納入風險模型。宗教聚會、學生聚集、敏感地點停留、跨區移動，都被算法標註為異動信號。報告的這一發現證實了：科技非但沒有推動中國人的權利和自由，反而大幅降低了暴政干預的門檻。
企業的合規部門、學校的保衛處、平台的風控系統，在不自知或半自知的狀態下，已成為這張監控與感知網絡的末梢節點。原本服務於商業、教育與平台治理的日常職能，也由此被悄然納入政治控制體系。
地方國安的「白手套」：隱蔽的跨境攻擊鏈條
外界常將中共國家安全部類比為「中國CIA」。報告精確指出這是一大盲區：CIA不具備國內政治保衛職能，FBI也不掌握戶籍與網格管理權；而中共國安機關則是將對外情報、對內政治保衛、反間諜執法與基層治理集於一身。
報告依據西方司法起訴與制裁案的公開材料，點名指出中共地方國安廳局如何利用前台公司、大學資源與市場化技術人員組織海外網絡攻擊：
APT10（天津市國家安全局）： 通過「華盈海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對海外託管服務商與政府機構發動長期網絡入侵。
APT40（海南省國家安全廳）： 通過前台公司「海南仙盾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管理黑客與語言人員，並藉助本土高校招募技術人才，鎖定多國醫療、海事、航空與國防數據。
APT31（湖北省國家安全機關）： 通過「武漢曉睿智科技有限責任公司」，針對海外議員、政策專家與異議群體發動攻勢。
同時，報告對近年來引發國際震動的「安洵信息」（i-Soon）劃出嚴格紅線，將其定性為「公安—國安—其他政法/情報客戶交叉的商業網絡能力供應商」，而非國安部直屬承包商。
這徹底揭開了地方國安的生態黑幕，揭示出其網絡外包生態極其混亂且具高度擴張性，承包商為商業利益同時服務於多個祕密機關。
此外，報告點名了國安系統長期依賴的三大公開接觸平台：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CICIR）： 隸屬第十一局，承擔學術智庫掩護。
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CICEC）： 隸屬第十二局，在文化、出版與論壇中經營涉外影響力。
中國信息安全評測中心（CNITSEC）： 隸屬第十三局，作為網絡能力建設與漏洞研究的公開接口。
大紀元評論員李林一表示，從中央特科、蘇區政治保衛局、延安社會部，到建政後的公安部、國家安全部，中共的安全機關名稱更迭，但「政權高於一切、政治安全優先、預防性控制優先」的暴政本質從未改變。當年「寧枉勿縱」的嗜血邏輯，如今被包裝成「平安建設」「社會治理」等溫和的黨文化語言，繼續蠶食著中國人的自由。
李林一相信，這份報告對西方政企敲響警鐘：海外黑客與特務活動的真正主體從不是北京的部委，而是隱蔽在地方國安廳局與產業「接口」底層的黑手承包商，防禦思維必須下沉死盯地方執行鏈條 。
而對海外華人來說，只有看清日常民生數據如何被地方「接口」轉化為監控指令，才能徹底粉碎下意識自我審查的心理暗示，衝破中共用低成本不確定性織就的精神樊籬 。
（大紀元將在後續系列報導中，披露此獨家報告對地方國安體系、公安技偵網絡與人力觸角制度的深度分析。）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