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文網絡上,這個問題隔一陣子就會被人翻出來。回答的人往往很篤定,說你看看舊社會,再看看今天超市的貨架,看看外賣小哥半小時送到門口的熱飯,沒有共產黨,哪來的這些。小學語文課本裡有一篇《吃水不忘挖井人》,很多人從七八歲起就記住了一個樸素的道理,吃上了飯,就該記著給你飯吃的人。
這個道理本身沒有錯,問題出在這筆帳記在了誰的名下。要弄清中國人的飯碗是誰端來的,最好去看看官方認定的改革開放起點,安徽鳳陽一個叫小崗的村子。
一張按著紅手印的紙
小崗村在饑荒年代的遭遇,很少出現在今天的宣傳片裡。據英文維基百科引用的資料,1958年到1960年,這個約120口人的小村餓死了67人,超過一半。那幾年沒有戰爭,也沒有外敵圍城,田還是那些田,種田的還是那些人,糧食交了公,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開了又散,村裡一戶接一戶斷了炊。
二十年後的1978年,鳳陽又遇上大旱。這年冬天的一個夜裡,生產隊長嚴俊昌把18戶戶主叫到一起,在煤油燈下商量一件當時犯法的事,把集體的地分到各家去種。他們在一張皺巴巴的紙上寫下字據,按了紅手印。官方媒體後來轉引的原文,連錯別字都保留著:「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剎(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這張紙的最後一句,可以讀慢一點。一群農民在動手種自己的地之前,先商量好了一件事,萬一自己被抓走、被槍斃,孩子由誰來養大。他們當中不少人熬過了二十年前那場饑荒,知道守著規矩會是什麼下場,也知道破了規矩會是什麼下場,兩條路都可能死人,他們選了能讓孩子吃上飯的那一條。
第二年秋天,據多方報道,小崗村的收成超過了此前五年的總和。那一年天沒有變,地沒有變,人也還是那些人,變的只是規矩,種地的人終於知道,多打下的糧食有一份是自己的。
功勞簿是怎麼寫的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熟悉。分田的做法先是被默許,再被推廣,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人民公社在全國解體。那張冒著殺頭風險寫下的字據被收進了國家博物館,成了「黨領導改革開放」的光輝見證。當年18個農民按手印,是要掙脫那套制度,如今那套制度把他們的手印掛在牆上,當成了自己的勳章。
這裡有個很簡單的道理,被宣傳繞過去了。小崗村的農民並沒有從黨那裡得到什麼,他們只是從黨手裡要回了種地的自由。禁令是黨下的,饑荒是在禁令底下發生的,撤掉禁令之後糧食多了,這筆帳怎麼算,也算不成黨的恩情。拆掉自己設下的路障,不能叫修路。
中國人憑票吃飯的日子,比很多年輕人想像的要長。糧票從上世紀50年代一直用到1993年前後才在全國停用,將近四十年。一個農民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種糧的人自己吃不飽,城裡人買糧要憑票,這樣的日子過了將近四十年。
至於1959年到1961年那場饑荒,官方的說法從「三年自然災害」改成了「三年困難時期」,措辭一次比一次模糊。據廣為流傳的記載,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回湖南老家調查,鄉親們說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後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也講過這層意思。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花了十幾年翻檔案、走訪各地,估計餓死的人約有3600萬,他寫的《墓碑》至今在大陸是禁書。今天的年輕人搜不到這本書,課本裡也讀不到當年餓死了多少人,於是很自然地以為,中國人挨餓都是「舊社會」的事。
同一條河的兩岸
小崗村說明,中國農民一鬆綁就能吃飽。深圳河說明的是另一件事,同樣一群人,放進不同的制度裡,命運會差出多遠。1949年以後的幾十年裡,從內地逃往香港的人以百萬計。1962年饑荒剛過,廣東農民成批湧向邊境,史稱「大逃港」。有人扒火車,有人翻鐵絲網,有人抱著輪胎、籃球在夜裡泅渡,被抓回來的,過些日子再逃。
深圳河的北岸當時叫寶安縣。據後來流傳很廣的說法,寶安有個羅芳村,河對岸的香港新界也有個羅芳村,兩邊住的原本是同一批人,隔著一條河,收入差了近百倍。留在北岸的人挨餓,游過去的人在工廠、碼頭和工地上從頭幹起,幾十年間,他們和他們的孩子把一個轉口港建成了東方之珠。
需要說清楚的是,英治香港並沒有普選。它給這些逃難者的,是法治,是一份不會被沒收的薪水,是不必擔心哪天被劃成什麼分子的安穩。
中國人能不能過民主的日子,台灣早就給出了答案。1987年解除戒嚴,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此後又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兩千多萬同文同種的人,選票投了一輪又一輪,日子照樣過,芯片照樣造。
很多人愛提黃仁勛和蘇姿豐,這兩位都出生在台南,還是遠房親戚。黃仁勛1963年出生,9歲左右被送到美國,在肯塔基一所寄宿學校讀書,少年時在丹尼斯餐廳洗過盤子。蘇姿豐1969年出生,兩三歲時隨父母去了紐約。他們小時候,台灣還在戒嚴,他們的才華是在一個尊重個人、容許失敗、不問出身的社會裡長起來的。如今一個掌舵英偉達,一個掌舵AMD,是這一輪人工智能浪潮裡最受矚目的兩位華人。
把這些例子放在一起,道理其實很樸素。中國人的聰明和勤勞哪裡都不缺,缺的是一塊不被捆住手腳的地方,在小崗,是一塊自己說了算的田,在香港,是一份不會被沒收的工錢,在硅谷,是丹尼斯餐廳裡一張可以隨便談創業的餐桌,英偉達就是在這樣一張桌子邊上談出來的。
你為什麼只看見美國的病
說到這裡,總有人會搬出美國,稅高,房貴,看病貴,街頭有流浪漢,有人吸芬太尼倒在路邊。這些都是真的,用不著替美國辯護。值得想一想的是,這些事你是從哪裡知道的。
你知道美國的毒品危機,是因為美國的記者在報道,議員在爭吵,紀錄片在拍,連總統競選都拿它做文章。一個社會的傷口能被全世界看見,前提是它允許人把紗布揭開。中國也有討不回工錢的農民工,有強拆,有一場大病拖垮一個家的普通人,只是這些消息發到網上,常常過不了幾個小時就被刪掉。你看不到,不等於沒有,只是有人替你決定了不讓你看。
國內也確實有不少好東西,高鐵快,外賣便宜,夜裡在街上走大多安心,這些沒必要否認。只是值得記住,鋪鐵軌的、送外賣的、在流水線上一站十幾個小時的,都是普通人。近三億農民工離開家鄉,把青春砌進了城市的高樓,不少留守的孩子一年只在春節見父母一面。這些成果裡有他們的汗,也有他們的眼淚,寫進功勞簿的時候,署名卻只剩下一個。
誰養活了誰
回到那張紙上。1978年冬天,小崗村的18戶農民在字據上承諾,分田以後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這是一個被餓怕了的村莊能許下的最大承諾,他們只求被允許養活自己。四十多年過去,把這句話倒過來看才是實情,這些年不是國家在養活中國人,是中國人在養活這個國家,也在養活那個把功勞記在自己名下的黨。
既然不欠它什麼,也就不必替它記帳。這些年,有不少中國人悄悄做了一件和當年小崗農民相似的事,在一份聲明上寫下自己的名字,退出曾經加入的黨、團、隊組織。當年那18個人按下手印,是為了把地要回來,今天的人寫下名字,是為了把自己要回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