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Liana Graham撰文／信宇編譯）美國極左政治網紅哈桑‧皮克爾（Hasan Piker）最近在一個諷刺性的網絡節目中受到連番犀利的拷問——而由此產生的片段堪稱經典。
「卡爾‧馬克思曾經說過，『各盡所能，按需分配。』（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你住著價值270萬美元的房子。」主持人說道，「那麼為什麼你的需求比其他90%的加州人更重要呢？」
皮克爾回答時顯得很不自在——但這並不是因為他穿著一身毛式中山裝。
簡單來說，一邊自豪地穿著奪走約8,000萬普通人生命的（中共）政權的制服，一邊享受著價值270萬美元的豪宅和奧斯卡派對的邀請，這實在是很不體面的事。
而在皮克爾讚賞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歐洲的前南斯拉夫可以說名列前茅。他曾發布過一段名為「南斯拉夫真棒！」（”Yugoslavia Was Awesome!”）的視頻，讚揚了這個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方方面面，包括其生活水平。
對於像克羅地亞著名政論記者斯拉文卡‧德拉庫利奇（Slavenka Drakulic，1949—2026年）這樣的倖存者來說，這種想法可能聽起來很可笑——字面意義上的可笑。
1992年，她出版了《我們如何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倖存並歡笑》（How We Survived Communism and Even Laughed）一書，講述了東歐共產主義統治下人們的日常生活。皮克或許對教科書上共產主義造成死亡人數的數據不以為意，但對於共產主義的那些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影響之一，他可能就不那麼熟悉了：那就是人類尊嚴、希望與個人責任感被悄悄侵蝕。
德拉庫利奇的這本書以放大鏡般的細緻筆觸審視這些故事，開篇是她對朋友塔妮婭（Tanja）一生的敘述。在愛人去世，以及因為溫和批評國有化而使自己的新聞職業聲譽遭到摧毀之後，塔妮婭選擇了自殺。
對於生活在社會主義統治下的人們來說，對未來缺乏信心是生活的一大特徵。德拉庫利奇周圍的人似乎都認為共產主義國家會永遠存在下去。
「共產主義灌輸給我們的，恰恰就是這種停滯不前。沒有未來，沒有夢想，也無法想像我們的生活可以有所不同。」她在書中寫道。
對於塔妮婭來說，失去希望最終釀成了悲劇。
奧地利猶太裔神經學家、二戰德國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在他著名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也寫到了類似的現象。
弗蘭克爾從他在集中營的經歷中得出結論：那些能夠堅持下來的人，都堅守著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個要素——希望。即使在野蠻的環境下，希望也使囚犯們能夠保持尊嚴和求生意志。
社會主義政權的重壓之下，普通民眾的生活——不僅僅是政治異見人士——都受到了摧殘。
「他們不是偉大的英雄，也不是政治犯或異見人士，而是那些再也無法忍受現狀的人。」德拉庫利奇寫道。
在國家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裡，公民逐漸失去自己對塑造未來也有一份參與權的感覺，這不僅對希望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也對個人責任感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因此，垃圾隨處可見，問題成堆。德拉庫利奇寫道，公民失去了自主能動感之後，行為就好像「公共的東西不屬於任何人」。
「如果你無法摧毀整個體制，你當然可以摧毀電話亭、售票機或公園裡的花草。在這場無聲的戰爭中，輸家是我們的城市。」她繼續說道。
對制度的不滿，表現在各種不經心、不作為的小事上。城市景觀的實體衰敗，正是一個從內部被掏空的人群的鏡像。
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是不可持續的——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的失敗就足以證明這一點。但更為深遠的，是它在精神上付出的代價。強迫人們生活在貧困的環境中，又時刻恐懼國家無所不在的監視，會侵蝕信任、自由和創造力；也會腐蝕人的靈魂。我們必須重視德拉庫利奇的警告：集體主義付出的代價不只是經濟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正如她在1990年代曾說過的，「我們或許熬過了共產主義，卻並沒有擺脫它。」這是因為共產主義遠不止是一種經濟意識形態——它會滲透到被迫生活在其統治下的人們的思想和靈魂深處。
本文由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旗下出版物《每日信號報》（The Daily Signal）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莉安娜‧格雷厄姆（Liana Graham）是美國知名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簡稱THF，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國內政策研究助理。
原文：Socialism Isn’t Just Deadly—It’s Soul-Crushing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