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6年03月26日訊】1968年1月，北京釣魚台。會議室裡，空氣凝固如冰。
江青臉色鐵青，當著戚本禹和姚文元的面，把一封萬字長信往桌上一摔，怒吼：「為什麼要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麼？」
31歲的祕書閻長貴腿軟了，結巴著：「我怕她和您有關係……」
江青冷笑：「無知！無知就要犯罪！」
幾天後，閻長貴被持槍戰士押到秦城監獄。
從江青的祕書到單人牢房，只因為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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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要從一年前說起……
成為江青的祕書
閻長貴1937年出生，山東聊城人，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工作。
1966年6月，文革爆發，他被調到中央辦公廳祕書局、中央文革簡報組工作。
文革之前，江青在中共內部或者政府裡沒有實際職務，和毛澤東公用一個祕書——中共中央辦公廳祕書局副局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
文革開始後，江青被毛澤東指派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她收到的信件越來越多，一天幾百封甚至一、二千封。於是成立了幫助江青處理信件的辦信組，由閻長貴負責，歸戚本禹領導。
1966年的冬天，戚本禹告訴閻長貴，江青需要一名祕書，他向江青推薦了閻長貴。
就這樣，1967年1月9日，閻長貴成了江青的第一任專職祕書。
江青的考驗
給江青當祕書，可不是一件輕鬆事！
起初，閻長貴每天收發文件、分類挑選，卻不能直接遞給江青，只能通過警衛員中轉。更奇怪的是，以前江青還會跟他聊天握手，現在卻像沒看見他一樣，冷若冰霜。
閻長貴摸不著頭腦，偷偷問警衛員，才知道：這是江青在「試用」他、在考驗他的忠誠！原來，當時有句順口溜：「大學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江青擔心他「化掉」了勞動人民的本色。
閻長貴咬牙堅持，一個月後，終於過關。江青點頭：「你還有點勞動人民的味道，還沒完全『化掉』。」但他的老師、中央文革成員關鋒卻私下警告：「你政治上不敏銳，不適合給江青當祕書。」
誰知，這句話竟一語成讖。
江青的死命令
通過考驗後，江青對閻長貴下了死命令：「做我祕書，就要絕對保密！該知道的，我告訴你；不該知道的，連問都別問！」
每天，閻長貴處理的 ——幾十份、上百份，摞起來半尺高，字數十幾萬！他得分三類：必須看、參考看、瀏覽看。早上江青起床前，他就備好卷宗，夾上小紙條，寫明日期和日程。
江青辦的公室、臥室、餐廳，到處裝著電鈴：響一下叫祕書，響兩下叫護士，三下叫警衛。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覺了，閻長貴一刻不能離開，沒休息日——鈴響了，你不在，就得挨批！
儘管閻長貴盡心盡力地工作，還是惹來了大禍。
惹禍的一封信
1967年底或1968年初，閻長貴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轉來的長信——足有上萬字！
寫信人是北京某電影製片廠的女演員。她自述從藝經歷，說自己也曾叫「江青」，1949後改名，有些存款想上交黨費，還說她在文革中受了衝擊。她把江青讚揚了一番，最後求江青幫忙說句話，減輕壓力。
閻長貴忙中偷閒，斷斷續續看完，以為這個演員和江青有什麼淵源，就附了張小紙條，把信送上去了。
第二天，江青在會議室當著戚本禹、姚文元的面，臉色鐵青，把信往桌上一摔，怒吼：「為什麼把這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麼？」
閻長貴嚇傻了，結結巴巴：「我怕她和您有關係……」江青氣急敗壞：「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
離任審查
雖然受到嚴厲斥責，但閻長貴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仍然照常工作。可是從那天起，江青態度大變，一週不叫他、不讓他送文件。
正巧這時他的搭檔楊銀祿從老家奔喪回來。1月9日，正好是閻長貴當祕書一周年，江青沒好氣地說：「他回來了，你還上來幹什麼？馬上把文件移交給楊銀祿！」閻長貴灰溜溜走了，當天就把所有文件清點完畢。
晚上八九點，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和中央辦主任汪東興找他談話。陳伯達說：「你是搞文字的，還是回辦信組吧。」汪東興說：「不忙，先走例行程序。」
閻長貴以為沒事，收拾東西跟著去了中央警衛連，準備「走例行程序」。汪東興還安慰：「你檔案我看過，沒問題，是我挑的你。」
誰知，這「例行程序」就是被警衛連看管，開始離任審查！
被押解到秦城監獄
1967年1月23日晚，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閻長貴談話。
姚文元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是黨內第四號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謝富治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楊成武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
這陣勢表明：閻長貴的問題大了。
謝富治說：「江青對你不錯嘛，你應該有什麼問題就交代什麼問題。」閻長貴連連點頭。接下來的一幕，讓他心裡一涼。
陳伯達要求閻長貴按照他的口授，給閻的妻子寫一封信，說他要去出差，把文件忘在家裡，會派人來去，還讓妻子按照安排搬到某個地方。
當時，閻長貴的妻子從山東農村到北京來治病，住在一個臨時的住所。
陳伯達讓閻長貴寫那封信的目的是要對他們的臨時住所進行抄家。
被囚禁七年半
第二天深夜，閻長貴被兩名荷槍實彈的戰士押上吉普，直奔秦城監獄。他被關進一間只有六七平米的單身牢房，從此，他的名字變成了一個代號：6820。在這裡，他一待，竟是七年半。
很多年後，閻長貴回憶在秦城的經歷說，皮肉之苦沒怎麼受過，他只被罰站一個上午，但是精神折磨足以讓人崩潰。
他說：「在獄中，我有兩點體會最深：一是『人是社會動物』，離群索居是不行的，而單身牢房是對人最致命最殘酷的折磨；二是『腦子是思維器官』，它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不會停止思想，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想，如此惡性循環，難受死了。」
他說：「列寧在沙皇的監獄裡能寫書；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監獄裡也能寫書……而我被關起來，開始書、報都不給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著。為了打發時間，我就翻來覆去數床頭暖氣罩上的孔兒。」
後來，他開始反覆背誦熟悉的毛澤東詩詞以及唐詩宋詞，同時自己也學著寫順口溜。他前前後後做了1萬2千多字的順口溜。
他說，他在秦城最渴望的事是，希望有人提審。為什麼？因為這樣他就有機會跟人說話。但是，這樣的機會少之又少，整個七年半，他總共被提審過兩三次，也沒有問什麼特別的問題。
流放湖南五年
閻長貴被抓進秦城監獄，出乎他的意料。從秦城監獄獲釋，也出乎他的意料。
1975年5月，專案組來到秦城，突然對他宣布：「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釋放你，送你到湖南某農場勞動，等待結論。」
閻長貴喜出望外。他當時的想法是，只要能離開秦城，「哪怕讓我做再苦再累的活，也比在牢房裡好」。
閻長貴到農場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家裡寫信。因為這七年半，他對家裡情況一無所知，家裡人也不知他是死是活。
信發出後的第十天，他接到兒子的來信。接著，他的父母、妻子和兒子陸續來到農場，老少三代，淚眼相對。家裡人看到他還活著，都挺高興。短暫團聚後，他的父母回山東老家，妻兒則留下來，跟他一起在農場安家落戶。
1975年11月，北京終於來了人。對他的問題做的結論主要有兩條：一說他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領導；二是包庇「五一六分子」吳傳啟、林聿時。對他的處分是留黨察看一年。
專案組的人要他在處分決定上簽字。他認為這兩條都不是事實，拒絕簽字。這時，專案組的人搬出江青來，說：「這是首長定的性。」
閻長貴知道辯解無用，當時江青還在台上，為了能安排工作，只好違心地簽了字。
閻長貴的問題有了結論，農場就把他安排到農科所學校教書去了。後來，他還當了這所學校的校長。
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幫」被抓捕，文革結束。1978年，閻長貴被調到農場的宣傳部，還在農場領導支持下獲得平反，回到北京。
到底為什麼蒙冤？
江青為什麼因為閻長貴送錯的一封信發那麼大的火呢？
因為當時文革的政治風向發生了重大變化。1967年夏，毛發動的文革在軍隊系統引發一系列強烈反彈。毛不能失去軍隊的支持，於是，決定拋出三個替罪羊——王力、關鋒、戚本禹。
這三個人都是毛發動文革時倚重的筆桿子，是「政治打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毛突然決定犧牲這三個人。江青為了脫開與他們的干係，也在身邊找替罪羊，而閻長貴是戚本禹推薦給她做祕書的，所以閻長貴就成了戚本禹「安排」到她身邊的「坐探」。
而被無辜冤枉坐牢七年多的閻長貴在1980年回到北京，回到了他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的第一站，此時的《紅旗》雜誌已經改名《求是》了。他在那裡一直工作到退休。
觀眾朋友，您怎樣看待閻長貴的一生？他31歲到43歲最好的年華全部都因為中共領導人的一句話而浪費在監獄和農場裡。您認為這是個別中共領導人的錯誤，還是中共的制度造成的？歡迎給我們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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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