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6日，《信報財經新聞》創辦人林行止，本名林山木，在家人陪伴下安詳離世，享年86歲，也有部分文獻記載他享壽88歲。訃聞傳出，香港各界以「香江第一健筆」的美譽送別這位傳奇報人。但如果我們只把這件事，當作一位老報人的自然離世，那就錯過了他留給後人最沉重的一份遺產。
林行止的一生，恰好橫跨了香港從一個製造業港口，躍升為國際金融中心，再到這座「東方明珠」的文明體系被連根拔起的整段歷史。他的生命軌跡，恰是一整部香港文明興衰的縮影。這座城市曾經把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蘊，與英國人帶來的法治、民主與自由理念結合起來，孕育出一個華人世界前所未見的輝煌文明。而林行止用他長達半個世紀的筆，記錄了這個文明如何誕生，如何繁盛，又如何在中共的手中一步步走向毀滅。
林行止的生平，是他用一生的觀察與書寫，為我們留下的一份證詞：中共並非一個可以用「理性利益」去衡量、去馴服的政治實體，它的終極目的不是治理，而是控制與毀滅。林行止早在1984年就看穿了這一點，而他生命最後幾年所目睹的一切，正是這個預言最殘酷的應驗。
亂世浮萍——時代受害者的早年淬鍊
要理解林行止為何對中共的本質，有著比同代人更深刻的清醒，必須從他顛沛流離的童年說起。
林行止另有筆名史威德，1940年出生於中國廣東省汕頭市澄海區，早年曾就讀廣州旅汕學校和廣東汕頭華僑中學，有三名弟妹。1950年代的中國內地，正處於政治運動頻繁、社會極度動盪的殘酷時期。
受此嚴峻政治環境影響，林家遭遇巨大衝擊，林行止甚至一度與家人流落街頭，飽嘗人情冷暖與體制之惡。這不是抽象的歷史敘述，而是一個孩子親身經歷政權暴力的證詞。這段早年的創傷經歷，成為他日後對中共政權抱持高度警惕與心理防備的根源。直至1960年代初，他隻身偷渡來到香港，才終於得以在自由、法治的社會中，過上穩定的生活。
一個從中共治下逃出來的少年，最終在英國人建立的法治社會裡，親手創辦了改變一整代人的報紙。這個對照本身，已經是對兩種制度最直接的審判。
抵達香港後，林行止於1960年代初期，加入了由查良鏞（金庸）創辦的《明報》，最初在數據室工作，隨後憑藉其卓越的文字功底與敏銳的觀察力逐漸展露才華。這段經歷不僅讓他熟悉了報業的底層運作，也讓他沐浴在當時《明報》所堅持的文人辦報與獨立評論的風骨之中，為其日後的事業奠定了基石。
為了尋求更深層次的知識體系，林行止於1960年代中期遠赴英國，在劍橋文學及工業學院攻讀經濟學，並於1965年取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發源地，他系統性地吸收了古典經濟學與現代市場經濟理論，深刻理解了產權、自由市場與法治之間的共生關係。1969年學成回港後，他參與籌辦《明報晚報》，並主管該報及《明報》的經濟版，開始將西方的經濟學理引入香港報業，初露鋒芒。
逆市創刊——一個自由文明的建造工程
1970年代初的香港，正處於經濟騰飛的前夕，工商百業發展迅速，擴張業務的集資需求大增，華資逐漸崛起。然而，當時傳媒界對財經新聞的處理，仍停留在表面行情、股票炒賣與小道消息的層次。林行止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時代的缺口與結構性需求。
1973年，林行止與妻子駱友梅，及傳媒人羅治平，共同創辦了全港首份以財經新聞為主的中文專業報章《信報財經新聞》。其創辦時機可謂極度驚險，當年正值香港股災爆發與全球石油危機，經濟環境一片蕭條，市場情緒低迷。
在報館面臨極大經濟困難、排版工友甚至需要七折支薪的困境下，《信報》並未迎合市場的投機心理，反而憑藉實事求是的作風、客觀理性的分析，迅速確立了嚴肅、專業的報格。1977年，他進一步創辦了《信報財經月刊》，鞏固了他在深度財經分析領域的權威地位。
從1973年到1996年，他幾乎每日撰寫社論《政經短評》，分析香港及國際政經形勢，1997年起則轉寫《林行止專欄》。2019年，他更獲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表揚他連續多年撰寫報章專欄的全球最長紀錄。
林行止在評論上最為人稱道的革命性貢獻，在於他把「經濟」從枯燥的財經版市場消息，轉化為一種公共思考的方法論。他的文章深入淺出，將匯率、股市、國際政治與制度設計，巧妙地與歷史、寓言、文學及掌故結合，教導了整整一代香港讀者，如何用經濟學的視角看世界：看政策要問誘因，看市場要問制度，看政治口號要問實際約束，看歷史承諾要問執行機制。這不是單純的財經教育，而是在為一整座城市，建立一套抵禦謊言、辨識真偽的思維武器。
為擴大《信報》的學理深度，林行止發掘並邀請了眾多名家撰文。例如，他邀請經濟學家張五常在《信報》連載《賣桔者言》專欄，以賣桔、炒黃牛、燈塔故事這些街頭巷尾的真實現象，闡釋產權及交易費用理論，開闢了中國經濟學散文的新天地。
這種兼容並蓄、百花齊放的評論版面，使《信報》成為香港政商界、金融界及知識分子的必讀之物。已故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曾公開表示，他過去每日必讀香港的兩份報紙，其中之一便是《信報》，且重點閱讀林行止的評論文章。
1991年，林行止獲英女王頒授官佐勛章（OBE）。2009年，香港大學在第180屆學位頒授典禮上，向他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對香港傳媒行業與社會發展的卓越貢獻。
林行止一生所推動的核心經濟與政治理念，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制度經濟學的在地化。他強調法治、產權保護與自由市場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把高斯（Ronald Coase）的產權理論與交易費用概念引入大眾視野，探討香港的土地政策與勞工法例。
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辯證。他高度認同前港英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積極不干預」，主張政府應有意識地克制，非必要少出手，但在市場失靈時並非撒手不理，需提供法律與基建保障。
三、對資本主義局限的反思。經歷2008年金融海嘯後，他批評市場自由遭濫用、人性過度貪婪及公共約制不足，對全球貧富差距擴大有深刻反思，強調自由市場必須在法度與紀律下運作。
四、新聞與自由的共生關係。他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觀點，強調香港的成功不僅依賴經濟自由，更根本在於言論、寫作等公民個人自由，認為新聞自由凌駕於政經自由之上。
這四根支柱，正是香港被摧毀的文明的地基。
烏龜與蠍子的寓言——共產主義終極目的的預先揭穿
林行止的卓越之處，不僅在於他深厚的經濟學素養，更在於他對極權政治，特別是對中共本質的深刻理解。在香港前途問題浮出水面的1980年代，當多數人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抱持樂觀幻想，或被中方的政治保證所迷惑時，林行止卻發出了最冷峻、最清醒的歷史預言。
1984年初，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第八輪談判前夕，英方在談判桌上節節敗退。北京及其在港代理人開始大肆推銷「港人治港」的概念，派發「定心丸」，試圖誘導輿論支持中國（中共）收回香港。在這種歷史的十字路口，林行止於1984年1月13日的《信報》專欄中，發表了題為「烏龜背蠍子過河的教訓」的經典文章。
文章借用了一個古老的寓言，不諳水性的蠍子請求烏龜背它渡河，烏龜擔心在河中被蠍子螫咬而毒發身亡，因此婉拒。蠍子辯解稱，若它螫了烏龜，烏龜沉下水，蠍子自己也會淹死，這種同歸於盡的事對蠍子毫無好處。烏龜被這個基於理性利益的邏輯說服，背著蠍子下水。然而到了河中心，蠍子突然狠狠地咬了烏龜一口。臨死前，烏龜不解地問蠍子為何要不顧自身安危同歸於盡？蠍子無奈地回答：這是我們蠍子的習慣，要改也改不來啊。
林行止以此寓言精準地比喻了北京與香港的關係，蠍子代表中共，烏龜代表香港。當時香港社會與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與資本主義制度，對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及獲取外匯有極大的好處，因此外界假定中共基於理性自利，絕不會去破壞香港的制度。
然而，林行止看破了這一點，他指出，中共的干預與領導已經成為其政權運作的習慣，是一種體制的路徑依賴。他寫道，即使中共答應香港享有很高的自治權，採取特別的政策，從香港人的角度看，有關的政治從屬地位一經確定，便等於北京將繩子套在香港的脖子上，收不收繩子的主動權，完全操諸北京領導人手上。他深知中共自上而下的領導作派，明知瞎指揮可能會帶來惡劣後果，也會禁不住，非「領」它一下、「導」它一下不過癮。
這正是共產主義最赤裸的自白。它不為任何實質利益而克制自己，它甚至不需要一個理由才去傷害它所依附的宿主。控制，才是它唯一的、不可更改的天性，即使代價是同歸於盡。
為了將這段歷史智慧傳承下去，林行止的女兒林在山耗時三年，將父親1975至1984年間探討香港前途問題的政經短評集結成《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並翻譯成英文出版。2018年7月的書展講座上，林在山公開引述父親的話指出，中共可能就是蠍子，即使對自己沒有一點好處，仍會不自覺地拖垮香港。
前《信報》主編、時事評論員練乙錚對此寓言進行了深刻的政治哲學延伸，他認為，蠍子違背承諾、不顧死活地螫咬，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事情，不屬於常人可以理解的理性範圍，這正是「人性」與「黨性」的分野。共產黨的本質在於絕對的控制權，當它感覺無法完全控制香港時，其體制內在的黨性衝動就會壓倒一切經濟上的理性考慮，最終導致它出手干預並摧毀香港原有的自由體制。林行止在三十多年前的這一洞見，以極其悲劇性的方式，精準預言了日後香港局勢的演變。
知識分子的風骨——不肯向極權低頭的靈魂
要維持長達半個世紀的客觀評論，評論者必須具備強大的道德定力與獨立人格。林行止一生奉行文人辦報的傳統風骨，始終與政治權力及商業巨頭保持刻意的距離，以此確保其筆鋒的銳利與公允。
林行止的批判精神並非僅針對中共，在港英殖民統治時期，他也絕非一味唱好政府。相反，他的尖銳筆觸屢屢令殖民地高官感到難堪。
在第25任港督麥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任期的1971年至1982年間，麥理浩推行了大量急進的社會改革，包括成立廉政公署，推動十年建屋計劃等，林行止在《信報》中多次批評其施政冒進、部署欠周全，特別是在1970年代末越南船民問題與1977年警廉衝突上，直指政府的失誤與潛在危機。
林行止的夫人駱友梅曾回憶，丈夫的文章令港督麥理浩大為光火，導致《信報》在當時屢屢遭受港府的排擠，錯失許多官方採訪機會，更被排除在政府的「吹風會」之外。同時，由於其言論時常觸及既得利益者，也曾面臨商界抽走廣告的巨大經濟壓力。
然而，正是這種「不中聽」的言論與不屈服的態度，確立了《信報》不偏不倚的獨立權威地位，最終連港府官員，如後來的財政司夏鼎基，也不得不重視他的意見。這段歷史證明，林行止的獨立性，從來不是選擇性的正義，而是對一切權力的等距戒備。
在生活與社交上，林行止極度低調，歷年來極少接受傳媒訪問。2008年，他罕見接受上海《東方早報》訪問時，坦言自己為人內向，儘量推卻各種應酬，與權貴沒有什麼交往。他認為，一旦與政商人士見面產生交情，評論時事時便難以保持客觀理性，即使朋友日後掌權，下筆批評時也會遭遇人情羈絆，適度保持距離有其絕對的必要。
他形容自己有著強烈的「自我疏離的寂寞」感覺，但他深信，對於需要保持清醒冷靜的評論工作者而言，耐得住某一程度的寂寞是有其必要的。這種為了捍衛獨立人格而主動選擇的孤獨，成為他作為「香港第一健筆」最堅實的底色。前《信報》總編輯文灼非評價道，林行止繼承了《明報》查良鏞的風骨，在當今香港傳媒界再無第二人能做到；學者周保松則形容，林行止一生直抒胸臆，極度珍視香港的自由。
時代的轉折與及時抽身——智者對災難將臨的預感
作為一名卓越的經濟分析師，林行止不僅能看透宏觀經濟與政治局勢，也深諳傳媒產業的商業規律與時代局限。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傳統紙媒的式微，以及香港政治環境潛在的暗流涌動，林行止夫婦做出了極具前瞻性與理性的商業決策。
隨著年紀漸長，林行止夫婦開始部署退出報館的日常經營。1997年，林行止一度將《信報》的管理交棒給女兒林在山，但自身仍繼續撰寫專欄。
進入2000年代後，資本市場對傳媒業的併購加劇。2006年8月，電訊盈科主席、李嘉誠次子李澤楷，以約3500萬美元的價格，購入了《信報》五成的股份。隨後於2014年9月，李澤楷進一步購入了《信報》餘下的全數股權。至此，林氏家族在產權上完全退出了這份由他們一手創辦、經營了41年的報業帝國。
這一股權轉讓在當時引發了極大的關注與震動。從商業角度看，這是一次極為成功的套現與交棒，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審視，這反映了林行止對香港傳媒未來生存空間的隱憂。
儘管報紙易手，但憑藉其不可替代的影響力，林行止依然得以在《信報》保留其專欄，繼續他的評論生涯。前總編輯陳景祥指出，在這段產權轉移的過渡期內，《信報》評論版依然維持了不看立場、百花齊放的特色；時事評論員練乙錚甚至形容，林行止的專欄成為了新《信報》體制下的「思想特區」。
然而，隨著資本的完全掌控與時代大氣候的急劇轉變，獨立傳媒的運作空間逐漸受到無形的擠壓。林行止的及時脫手，不僅確保了自身家族的經濟安全，也避免了日後可能面臨的直接政治清算與企業倒閉風險，展現了一名頂尖經濟學者在現實世界中的知所進退。
國安法下的低氣壓與「遲來的道別」——文明毀滅的最終現場
2020年起，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發生了劇烈的板塊移動。《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徹底改變了香港傳媒與評論界的生態，紅線處處，寒蟬效應蔓延。身為見證了香港半世紀起落的老報人，林行止在人生最後的專欄生涯中，展現了知識分子最後的倔強與哀歌。
國安法生效後，林行止並未立即噤聲，反而多次撰文探討公民自由、新聞自由與制度崩壞的危機。2020年9月2日，當特首林鄭月娥與教育局長楊潤雄公開宣稱「香港沒有三權分立」時，林行止在專欄中痛批此言論乃「香港回歸後的特大新聞」。
他直言，香港對中國的存在價值，皆因有把內地的垃圾變為外匯的市場機制，而此機制所以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功能，關鍵在於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法治社會。
進入2021年，局勢急轉直下。6月4日，香港警方首度引用《公安條例》封鎖維多利亞公園，禁止支聯會的「六四」燭光集會。林行止隨後撰文感嘆，空無一人的維園，卻成為一幅令港人和世人永世難忘的政治風景。
同年6月中旬，《蘋果日報》遭警方國安處搜查，包括張劍虹、陳沛敏、楊清奇等多名高層被捕，報館資產被凍結並最終被迫停刊，創辦人黎智英更面臨「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重控。林行止對此深感震撼，他在專欄中公開評價黎智英是「重塑香港傳媒的重要人物之一」，並斷言無論是否有「蘋果事件」，在《港區國安法》之下，香港已絕對沒有「報業百花齊放的環境」。
在紅線模糊不清、「連小罵、溫和地和理性地去罵都不行」的一言堂氛圍下，香港大批資深評論員，如李怡、王永平、蔡子強等，相繼宣布封筆或離港。這不是一個人的沉默，而是整座城市的思想器官被一齊切除。
在《蘋果日報》停運約一個月後的2021年7月29日，81歲的林行止在《信報》發表了最後一篇專欄文章，題為「制度有異股市殊途 嚴守法度港股永生」。在這篇絕唱中，他從宏觀經濟切入，指出奉行自由市場制度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股市理應長期向上傾斜，但世局已變，香港股市與這種趨勢脫鉤的可能性已漸顯露，與西方制度已然「失聯」，其主因在於政府「有形之手」已間接介入市場運作。
在文章的最後一段，他以「遲來的道別」為小標題，正式宣布擱筆，結束長達48年零27天的《信報》寫作生涯。他平靜而莊重地寫道，今次擱筆，是「健康條件尚可，在大環境仍有選擇自由之下作出的自由選擇」。他回顧半世紀以來能直敘胸臆、暢所欲言，既有精神滿足，復有實質收穫，身心愉快，「但願往後也能舒心適意過日子」。
這段告別辭，沒有歇斯底里的控訴，卻充滿了無聲的抗議與知識分子的尊嚴。所謂「在大環境仍有選擇自由之下作出的自由選擇」，實則是對即將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一種深層嘲諷與悲涼預警。他深知，「蠍子」已經完全渡河，並開始展露其不受控制的天性。在制度徹底異化、言論空間窒息之前，主動放下手中的筆，是他維護自身獨立人格與思想尊嚴的最後防線。
一個文明的見證與毀滅
2026年9月6日，林行止的辭世，象徵著香港一個傳奇時代的正式落幕。他的一生，是一部濃縮的香港現代史，也是華人世界新聞自由與經濟啟蒙的壯麗史詩，更是一份對中共邪惡本性最完整的歷史證詞。
首先，他開創了香港中文專業財經報業的先河，透過《信報》將艱澀的經濟理論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公共常識。他不僅記錄了香港經濟的騰飛，更為整整一代香港政經精英，塑造了理解制度、市場與法治的思維框架。這座思維框架，正是那個把中華文化底蘊與英式法治精神結合起來的香港文明最核心的資產。
其次，他展現了超越時代的政治遠見。1984年的「烏龜背蠍子」寓言，在隨後近40年的歷史長河中被不斷應驗。他對中共體制內在「黨性」與控制欲的深刻認知，使他從未對極權體制抱有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這種清醒，在過渡期及回歸初期的香港知識分子中，尤為罕見與珍貴。
最後，他以身作則，完美詮釋了何謂真正的「獨立評論人」。從港英時代拒絕向港督獻媚並承受打壓，到面對財閥收購時的進退有度，再到國安法陰霾下為了捍衛尊嚴而毅然擱筆，林行止始終保持著與權力的安全距離，甘願忍受「自我疏離的寂寞」。
林行止的離去，不僅帶走了「香江第一健筆」的榮光，也帶走了那個允許文人辦報、百家爭鳴，讓一支筆足以影響整個城市政經走向的黃金歲月。他的逾百部著作與無數經典論述，將成為後世研究香港歷史、經濟發展，以及極權擴張邏輯的寶貴文獻。
從1940年代汕頭街頭那個流離失所的孩子，到1973年創辦全港首份財經專業報紙的報人，再到2021年在國安法陰霾下毅然擱筆的老者，林行止用他86年的生命，走完了香港文明從誕生到覆滅的全程。
他親眼見證了香港如何用中華文化的根與英國人帶來的法治之樹，長出一片言論自由、產權清明、制度理性的森林；也親眼見證了這片森林如何在中共的絕對控制欲之下，被一寸一寸地砍伐殆盡。
正如他生前所堅信的，市場的價格或許每日都在波動，但一個社會真正無法被輕易摧毀的資產，是思想的深度、對法度的嚴守，以及對自由靈魂的堅持。中共或許可以用一紙國安法，讓一位81歲的老人放下筆，可以用一次又一次的搜查與拘捕，讓一份又一份的報紙停刊，但它永遠無法讓一個看清了它終極目的的靈魂，回頭相信它的承諾。
這，就是林行止用一生，留給這個時代最沉重、也最珍貴的答案。
香港的文明，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蘊與英國法制文明的共同結晶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的瑰寶，特別是華人珍貴的財富，香港文明的輝煌是未來華人社會共創文明的寶藏，我們默默珍藏她，待到光明到來時，再放光彩。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