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歲時，李曼離開家鄉到了萬縣的柏土壩，1951土改時他21歲，在柏土壩教書，當過教導主任，訓育主任等等。
因為李曼出生地主家庭，土改時不准他留在學校，要他回家鄉接受清算，他只得回到洋沱壩（當時叫橫石村）。
按說李曼的父親因為抽大煙，已經破產，家中無田無地，壓根就不是什麼地主，可土改中李曼卻被評為了地主。
地主地主，顧名思義，指的是家裡有地的人。李曼家沒田沒地，怎麼會被評為地主呢？
李曼說，「滿了18 歲就要評地主，他們說我解放前在教書，沒有勞動，是剝削。當時有個說法叫『說理鬥爭劃地主，互相評地劃農民。』我回來後自己耕種那點土地，算不上什麼地主，問題出在農會追『浮財』。他們說我家裡藏有 3000斤黃金，於是我被抓到村上關起來，天天拷打，追逼金銀。」
李曼哪交得出來3000斤黃金？別說3000斤，3 兩他都沒有。可土改工作隊的人說：「金子銀子！你是個地主，怎麼會沒得金銀？要拿出來！」
交不出來，那就用刑。在被關押的幾個月裡，李曼遭受了幾十種不同刑法的折磨。
有一種刑法叫「蘇秦背劍」。什麼是「蘇秦背劍」？就是一隻手從肩上扭下去，一隻手從腰下扯上來，還把手扭翻過來，這個手這麼扭，這個手這樣扭，扭過來後把兩個手使勁一拉，用繩子把幾根手指捆在一起。這種刑罰在李曼身上用了幾十次。一捆就是幾個小時。「那幾個小時硬是受不了。」 李曼說。
還有一種刑法叫「飛機下蛋」。就是把人捆在五根板凳中搖晃。手放在下面捆起，腳放在上面捆起，捆好後搖晃板凳，板凳是活動的，把人一搖，扯得人所有骨頭要散架。儘管它整不死人，但能讓受刑者痛得過火。這種刑罰李曼也受了好多次。
「背磚」也是李曼受過的一種刑法。它先是把人面朝下睡在板凳上，手扭到背後把一雙大拇指捆在一起，再把兩個腳的大拇指用麻繩捆得緊緊的，然後把板凳豎立起來，把捆手和腳的繩子從板凳頭上掛下來，捆在板凳腳上。這一掛就受不了，人有那麼重呀。這還不說，他還在背心上加磚，一塊一塊的加。「我曾經被加過12 塊磚！我的媽呀，受不了。這種刑受一次後兩三天都吃不下飯。」李曼說。
再有一種刑法叫「猴兒扳樁」。就是用麻繩把兩個大拇指捆在一根木椿上，木樁上破一條縫，加一個木楔子，再用錘子砸木楔，當場把指頭整斷了的都有。幸虧當地婦聯主任同情李曼，把一根陳腐的麻繩交給行刑的民兵，捆上後，捶了幾捶，麻繩就斷了，再捆，「背磚」，再錘，又斷。所以這一關他躲過去了。
土改時的幾十種刑罰李曼都熬過去了，但最後有一種刑法卻差點讓他送了命。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我22歲的生日。」李曼說。
他們把他脫光，手和腳反捆在一根棒棒上，再用一根麻繩把他生殖器捆起。棒棒就當作一把秤的秤稈，生殖器就作為秤鎬（秤稈上提稈的鐵環）。另外，在腳那一頭還掛一塊石頭，做為秤砣。捆他生殖器的麻繩上再接上棕繩，然後吊在樹上。他全身加石頭的重量就吊在他的生殖器上。就這樣，李曼肚子裡面的隔膜都被扯爛了，肚子裡的血從肚臍眼直往上噴，不知道流了多少血。
眼看李曼性命不保，在場的農會主任動了惻隱之心。他說：「這是個才出林的筍子呀（即：一個年輕人呀），不應該把他搞死了。」他一手托住李曼的身子，一刀割斷了繩子，把他救下來後，送到一個80多歲的老醫生那兒。最後，李曼的性命總算保住了，但促使生殖器勃起的附睪卻被扯爛了，「從22 歲我生日那天起，我就『殘廢』了，所以現在我是一個『淨人』（沒有生殖能力的人）。」 李曼控訴道。
講完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李曼精疲力盡，癱倒在椅子上。
這還沒完。到了文革，李曼又被抓出來挨整。整人的人問他：「你怎麼沒死呢？」李曼說：「我當時想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就這麼一句話，差點又讓他送了命。整人者說：「你留得青山在，你是還想來造反吶？」一頓暴打！李曼被打得昏死過去，躺在地上沒有知覺了。這時，整人者又唆使村裡兩個人來整他。他們一個拿一把柏樹皮，捆成很粗的火把，來燒李曼的眼睛。「他們說我土改時沒有整死，文革中就要把我打死。我眼睛當時是燒瞎了，什麼都看不見了。我在地壩上躺了一夜，天要亮時才有兩個人把我拖回去。」
和李曼住一個院子的一個人同情他，請了李曼的學生青龍口醫院的院長羅遠明，和李曼的同班同學大水井的眼科醫生冉玉清來救他。結果李曼人是被救活，眼睛也保住了，但從此只能辨清一、兩尺內的人和物。（根據譚松《血染的土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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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