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任內的前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10月8日在倫敦舉行的峰會上提出一項警告：美國不能因為長期陷在中東衝突，就忽略真正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共。
他表示：「中（共）國是我們最大的對手。」他認為，華盛頓過去20多年一直將注意力集中在中東，而歐洲則忙於應對俄羅斯。
埃斯珀指出，北京正在經濟、科技和外交等領域持續擴大影響力，同時進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軍事擴張」。
他向CNBC表示，中共曾提出，到2049年要「實際上主導印太地區乃至全球」，「掌握決策權、主導全球治理」。
他表示，這項計劃已經持續至少30年，其中包括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利用全球貿易體系增強經濟和軍事實力。
我認為，埃斯珀的警告抓住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一個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未來幾十年國際格局的問題：美國最大的戰略風險，不是某一場戰爭打不贏，而是為了應付眼前的戰爭，錯過了塑造未來國際秩序的機會。
不過，我想把他的觀點再推進一步：問題不僅在於美國不能因為伊朗而忽視中共，更在於美國能否避免重蹈過去二十多年的戰略覆轍——在戰術上不斷取得勝利，卻在戰略上消耗自己的資源，讓真正具有長期競爭能力的對手獲得發展空間。
這裡有三個層次值得討論和思考。
一、為什麼中共比伊朗俄羅斯更值得美國長期警惕？
關鍵不在於誰更令人反感，而在於誰有能力從根本上改變國際力量對比。
伊朗能夠通過導彈、無人機、代理武裝以及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影響，威脅美國及其盟友的地區安全，伊朗也有辦法讓美國為了應對它而付出遠超伊朗自身實力所能體現的代價，但它無法獨立建立一個能夠全面替代美國主導秩序的全球體系。換句話說，對美國而言，伊朗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地區性的挑戰者。
俄羅斯最突出的優勢是核武庫、軍事力量和地緣政治破壞能力。如果說伊朗有能力在特定地區製造危機，那麼俄羅斯則不僅能夠挑戰美國主導的歐洲安全秩序，還擁有直接威脅美國本土的核力量。但俄羅斯同樣沒有足夠的綜合實力，獨自建立一套能夠全面取代美國主導秩序的全球體系。
中共與伊朗和俄羅斯都不同。中國擁有龐大的工業體系、完整的供應鏈、日益發展的科技能力、全球貿易網絡，以及持續擴張的軍事力量。北京不僅能在西太平洋挑戰美國的軍事優勢，也能通過技術、資本、貿易和外交影響力改變其他國家的戰略選擇。因此，中共是美國唯一具有全球競爭能力的戰略對手。
這並不意味伊朗和俄羅斯不危險。伊朗能夠讓美國在地區衝突中付出高昂代價，俄羅斯能夠把美國拖入極其危險的軍事對抗，但如果討論美國未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總體戰略，中共顯然是更需要長期投入資源研究和應對的競爭對手，因為只有中共有能力在軍事、經濟、科技和國際秩序等多個領域，持續挑戰美國的全球優勢。
二、美國長期捲入中東衝突將付出什麼代價？
埃斯珀的警告並不是憑空而來。
他在2020年擔任國防部長期間，就明確把中共置於美國大國競爭戰略的首要位置。此後，他仍然反覆強調中共的軍事現代化，以及美國國防工業和彈藥儲備能否支撐未來的大國衝突。
從戰略角度看，美國長期捲入中東衝突，至少可能帶來三重代價。
第一，軍事資源被持續消耗。
戰爭消耗的不只是軍費，還有防空攔截彈、精確制導武器、艦艇部署時間、裝備維護能力，以及軍隊的人員輪換和戰備水平。
這些資源一旦被用於中東，就未必能及時轉移到印太地區。尤其是在台海或南海發生重大危機時，美國可能面對一個殘酷的問題：即使有意介入，是否擁有足夠的武器、彈藥和可持續作戰能力？
2026年5月，《華盛頓郵報》援引美國官員稱，一份美國軍事情報評估認為，伊朗戰爭消耗了在台海潛在衝突中可能至關重要的彈藥庫存，中共則在軍事、經濟和外交等領域利用戰爭擴大自身優勢。
這正是埃斯珀警告中最值得重視的一點：戰爭的成本，不僅是美國為眼前戰場付出了多少，還包括美國因此失去了多少應對未來危機的能力。
第二，戰略注意力被分散。
國家的戰略資源不僅包括金錢和武器，還包括總統、國防部、情報機構以及外交系統的注意力。
如果白宮每天都必須處理伊朗的軍事行動、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危機、能源價格波動和盟友安全問題，那麼對中共的科技競爭、印太軍事部署、供應鏈安全等長期議題，投入的精力就可能受到擠壓。
這是一種不容易被直接量化，卻可能影響深遠的機會成本。
第三，北京可能獲得更大的戰略迴旋空間。
美國忙於中東，並不意味著中共必然從中獲益。但北京確實可能利用美國注意力分散的窗口期，加快軍事建設、擴大外交影響力，並觀察美國的武器儲備、盟友關係和政治承受能力。
因此，埃斯珀的觀點可以概括為一句話：
美國未必會在中東輸掉戰爭，卻可能因為長期陷入中東，而在更重要的大國競爭中付出代價。
三、美國如何同時維持地區威懾和全球戰略優勢？
承認中共是美國最重要的長期戰略競爭對手，不等於美國應該把所有其他問題都放在一邊。
這裡需要區分三個概念：戰略優先級、現實威脅和資源分配。
中共可能是美國最重要的長期競爭對手，但伊朗仍然可能在短期內製造嚴重危機。如果伊朗能夠長期威脅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就可能衝擊全球能源供應，影響美國經濟和盟友安全。埃斯珀本人也指出，恢復霍爾木茲海峽原有的自由通航狀態，是美國面臨的重大難題。
因此，美國真正需要解決的，不是簡單地在伊朗和中共之間二選一，而是如何以有限的資源，同時維持地區威懾和全球戰略優勢。
我認為，合理的戰略安排至少應當包括：
——在中東設定明確目標。避免軍事行動不斷擴大，最終從有限任務演變為沒有清晰終點的長期戰爭。
——把印太地區作為長期軍事規劃的重點。保障關鍵彈藥儲備、海空力量、後勤能力和盟友協作，避免其他戰場的消耗損害對華威懾。
——把競爭延伸到軍事之外。 在人工智能、半導體、先進制造、能源和關鍵礦產等領域增強美國自身的競爭力，而不是把戰略競爭僅僅理解為軍事實力對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不能只關注中共軍艦增加了多少、導彈射程有多遠，還必須關注中國工業體系能否持續生產武器，美國自身又能否在危機發生後迅速補充消耗。因為現代大國競爭，既是軍隊之間的較量，也是工業、科技、財政和國家組織能力的較量。
綜上所述，我認為，埃斯珀的觀點最有價值的地方，不只是提醒美國警惕中共，而是提醒美國重新思考戰爭與戰略之間的關係。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投入了大量軍事資源。與此同時，中共的經濟、科技和軍事能力不斷發展。當然，不能把中共的崛起簡單歸因於美國陷入中東，全球化、產業政策、國內經濟發展和美國自身的政策選擇，都發揮了作用。但美國確實需要認真評估，長期地區戰爭是否削弱了它應對大國競爭的準備。
今天，如果美國繼續把大量資源用於一場目標不清晰、結束時間難以確定的戰爭，那麼即使美軍在戰場上占據優勢，也不能保證美國在更廣泛的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
反過來說，如果美國能夠控制中東衝突的規模，同時保持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威懾和科技優勢，那麼處理伊朗問題與應對中國挑戰就不一定相互排斥。
我想用一個更鮮明的比喻來說明：
伊朗可能是美國眼前的一場火災，中共則是美國必須長期應對的戰略競爭。救火當然重要，但如果為了救火而拆掉了自己的防火體系，甚至讓另一場更大的火災有機可乘，那麼眼前的勝利就可能成為未來的代價。
美國真正需要的，不是放棄中東，而是避免讓中東決定美國的全球戰略。
對北京而言，最有利的局面未必是美國在伊朗遭遇軍事失敗，而是美國即使沒有失敗，也被戰爭長期牽制，無法把足夠的資源和注意力投入印太地區。
這才是埃斯珀這番警告背後，最值得美國決策者認真思考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