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中國人都是有神論，無論是在正史還是民間傳說，神鬼故事可以說是比比皆是，「神」、「鬼」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從成立之日起就信奉無神論的中共，在早期為了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從蘇區到延安，對於民間信仰都持包容態度，因為民俗文化與神鬼密切關聯。如在延安時期，中共文人創作的一些改編的秧歌中，就有不少來自鬼故事；魯藝排演的部分京劇也含有神鬼的內容。
1949年中共竊取政權後，開始清除文藝界中的所謂「迷信」因素，但主要限定在電影界，即電影中的所有超自然現象都被審查部門禁止，而在戲曲界，中共最初稍稍手下留情。主要原因是電影是現代藝術，是中共洗腦中國人的重要工具，而戲曲只是人民閒暇時的娛樂活動。這使得在中共篡政後的一段時間裡，戲曲中的神怪故事並未被剔除。
到了1951年5月5日，中共政務院發布《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此後一年多，文化部先後明令禁演劇目26出，其中大多數屬於「鬼戲」。
1953年9月和10月，馬健翎根據秦腔《游西湖》改編的新本在西安和蘭州正式演出，新本刪除了李蕙娘（李慧娘）的「鬼魂」，代之以「裝鬼」，引發普遍批評。
1956年，中共中央文化部召開全國戲曲劇目會議，不少人認為應該允許上演「鬼戲」。《新民晚報》辟專欄討論「鬼戲」問題，先後發表爭論文章30多篇。
1960年初，作家孟超根據傳統崑曲劇目《紅梅記》，創作了崑曲《李慧娘》。《紅梅記》，又名《紅梅花》，是明代萬曆年間劇作家周朝俊創作的，說的是南宋錢塘秀才裴舜卿與李慧娘人鬼相戀以及裴舜卿與盧昭容之間悲歡離合終成眷屬的故事。而《李慧娘》則刪去了裴舜卿與盧昭容之間的故事，重點演繹李慧娘和裴舜卿對奸相賈似道的復仇故事。
故事大意是：一次游湖，賈似道府中的歌姬李慧娘聽到太學生裴舜卿怒斥賈似道禍國殃民的慷慨陳詞，不禁油然產生敬慕之情，失口讚美一聲「美哉少年！」因為這一句讚美被賈似道聽見，她回到府中竟被賈似道殺死，賈還派家將去暗殺裴生。李慧娘死後魂游地府，向明鏡判官申訴冤情。判官同情慧娘遭遇，並告知裴生有難，賜慧娘陰陽寶扇，准其暫回人間，救裴生脫險。之後，李慧娘鬼魂活捉賈似道復仇。
在處理兩人愛情關係時，孟超突出了兩人的愛國精神。這樣的改編的確符合中共的意識形態，不過，孟超無法改變的是李慧娘「做鬼」的事實。在此劇上演後，孟超於1961年至1969年擔任人文社主管戲劇的副總編輯。
康生高讚「做了一件大好事」 廖沫沙為之辯護
根據人民出版社編輯王培元撰寫的《孟超：悲歌一曲李慧娘》一文，在排演《李慧娘》時，與孟超是同鄉、關係不錯的高官康生特別熱心，孟超也多次徵詢康生的意見。對於是否寫「鬼」，康生發話說：「《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不出鬼魂我就不看。」彩排期間，康生還親臨劇場觀看，建議把李慧娘的鬼魂戴的藍穗子改成紅顏色，並親自將疊句「美哉！少年」的後一句改為「壯哉！少年！」
1961年秋，由北方崑劇院排演的《李慧娘》在北京首演後，又到各省巡迴演出，受到社會各界一致好評，中共幾大官媒都刊登了正面肯定文章，周恩來也表示讚許，康生親臨觀看後十分滿意，還專門給孟超寫信「祝賀該劇演出成功」，稱讚孟超「這回做了一件大好事」，並指示「北昆今後照此發展，不要再搞什麼現代戲」。康生還請孟超到他的宅邸「盛園」去，設家宴款待孟超，席間又極力讚揚了一番《李慧娘》。
不過，劇目也再度引發是否應上演鬼戲的爭論和對該劇的批評。8月31日，孟超的好友、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的廖沫沙（筆名繁星）於《北京晚報》發表《有鬼無害論》，肯定這是「難得看到的一出改編戲」，並說「代表自然力量的鬼神，同時代表一種社會力量」，「如果是個好鬼，能鼓舞人們的鬥志，在戲台上多出現幾次，又有什麼妨害呢？」他的意思是說：《李慧娘》中寫了鬼，但是個好鬼，有鬼無害。他還指出：應當把戲台上的鬼魂李慧娘，看成是「一個至死不屈服的婦女形象」。
1962年，孟超在《文學評論》發表《跋〈李慧娘〉》，敘述了自己的創作經過，並解釋了劇本內容，對支持作品的「友朋」表示感謝，對為劇目辯護的廖沫沙則說：「我固深感其盛意；李慧娘自不會有知，然以情度之，也不能不戴德泉壤」。
不過，很快沒有認清中共面目的孟超就將迎來一場風暴。
批判「有鬼無害」論
引發風暴的根本原因據說是毛在看完《李慧娘》後，雖然也立起身來鼓掌，可是表情嚴肅，只鼓掌了三四下。沒過幾天，江青就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說《李慧娘》有政治問題，有鬼魂形象，要批判。康生知道了，立即轉變態度，支持江青。
1963年3月16日，中共文化部以黨組名義向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報告在批評有鬼魂形象的戲演出漸增的問題時，突出的批評說：「更為嚴重的是新編的劇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評論界又大加讚美，並且提出『有鬼無害論』，來為演出『鬼戲』辯護」。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中共中央的批轉意見認為，「鬼戲」屬於「在群眾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李慧娘》這出戲，從此被打入冷宮。曾經廣受歡迎的《李慧娘》，一夕間就這樣又變成了「借古喻今」、「借古諷今」、「影射黨中央」以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鬼戲」、壞戲，受到了猛烈的上綱上線的政治批判。
5月，上海《文匯報》整版發表署名「梁璧輝」的文章《「有鬼無害」論》，猛烈批判了《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文章，稱「繁星同志忽略了鬼神迷信的階級本質，因而也忽略了它對人民的毒害」。文章還說《李慧娘》劇作者是「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影射賈似道是共產黨的總理，李慧娘反對賈似道就意味著人變成鬼也要向共產黨復仇。
在大陸出版的《陳丕顯回憶錄》中對於這段歷史是這樣記述的：就在江青風塵僕僕到上海幾個月以後，上海《文匯報》刊載了題為《「有鬼無害」論》的文章，署名「梁璧輝」。這篇文章是江青首次行使她「爭取」到的所謂「批評的權利」後打響的第一槍，也標誌著江青在上海建立「基地」後，與柯慶施、張春橋開始「協同作戰」。柯慶施當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
柯慶施將把批判「有鬼無害」論的任務交給了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俞銘璜。俞銘璜在寫時有所顧忌，因為毛曾提倡過寫些「不怕鬼」的故事，而且所批文章還是廖沫沙寫的。但是為完成任務，只好盡力而為。在完成後，柯慶施並不滿意，又讓擅長寫稿子的張春橋大加修改後才發表。因此文章見報時署名「梁璧輝」———取「兩筆揮」之諧音，意即兩人合寫。
顯然，批判《李慧娘》最終目的是為了批判廖沫沙，而背後的策劃者是江青就不簡單了。它實際上是後來批《海瑞罷官》的一個試水，因為當時毛還沒有同意批《海瑞罷官》。
5月8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杭州會議上，毛提出：「『有鬼無害論是農村、城市階級鬥爭的反映。」
此後的批評文章有1963年第9期《戲劇報》發表的李希凡《非常有害的「有鬼無害論」》，1963年第4期《文藝報》發表的《演「鬼戲」沒有害處嗎？》，等等。
當年6月5日，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開幕式上，陸定一講話認為「鬼戲」是階級鬥爭的反映。7月1日，《紅旗》發文：「前一個時期，有人提倡在戲曲舞台上大演鬼戲，提倡牛鬼蛇神，還提出所謂『有鬼無害論』，為傳播封建迷信的鬼戲做辯護，這是十分有害的，是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社會主義進攻在文藝領域中的反映。」
經大肆鼓吹、極力慫恿排演舊戲、花旦戲和有鬼魂形象的戲的康生，表面上似乎仍在「寬慰」和「回護」孟超。不但請孟超到他那裡去交談，而且在8月11日的一次會議上還說：「周揚同志告訴我，孟超寫了檢討，其實不一定寫檢討。」
12月9日，中宣部在內部材料《文藝情況匯報》上刊發了題為《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的材料。三天後的12月12日，毛在這份材料上做了如下批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次年1月3日，劉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藝界三十餘人舉行座談會，周揚在會上傳達了毛的上述指示。當周揚說到停演「鬼戲」時，劉少奇插話說：「我看過《李慧娘》這個戲的劇本，他是寫鬼，要鼓勵今天的人來反對賈似道這樣的人，賈似道是誰呢？就是共產黨。……《李慧娘》是有反黨動機的，不只是一個演鬼戲的問題。」
此後批判鋒芒指向《李慧娘》，1964年《文學評論》第六期的鄧紹基《〈李慧娘〉——一株毒草》說：「孟超筆下的李慧娘，就是一個在政治上『備受壓抑』並且要反抗和復仇的人物形象」，「和今天的什麼人的思想一致、從而可以鼓勵他們呢？我們可以斷言：那絕不是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
1963年底，人文社曾經把孟超的工資，從編輯五級提高到編輯四級，經副社長兼總編輯韋君宜同意，上報批准。對此，江青批示道：「誰同意給這個反黨分子提級的？就有陰謀，要追查。」韋得知以後，嚇出一身冷汗。
1964年夏天，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上，康生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李慧娘》是「壞劇本」，崑曲《李慧娘》是「壞戲」的典型。還聳人聽聞地說：孟超和廖沫沙要「用厲鬼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李慧娘這個鬼說要報仇，向誰報仇？就是向共產黨報仇！」他又反問道：「為什麼出現了牛鬼蛇神，出現了《李慧娘》這樣的鬼戲？」
1965年2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廖沫沙文章《我的〈有鬼無害論〉是錯誤的》。3月1日《人民日報》登載齊向群《重評孟超新編〈李慧娘〉》，編者按說：「孟超同志新編的崑劇《李慧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4月，中共中央改組文化部。11月，廖沫沙被撤銷職務，孟超被「停職反省」。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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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