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被認為是中共黨內開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共建政後，任仲夷在黑龍江省工作26年。此後，歷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1978-1980），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80-1985），中顧委委員（1985-1992）。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廣州病逝，享年91歲。
據《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回憶：2004年7月，任仲夷寫成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並打長途電話對我說：「這是專門給你們《炎黃春秋》寫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遺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動，全文發表。」此文在2004年第8期《炎黃春秋》上發表。
任仲夷的「政治遺言」是什麼？
概括地說，就是希望中共能夠過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關。
他說：「政治與經濟如長期不相適應，我以為是最嚴重的失調……即使經濟一時上去了，它還是會掉下來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終還會出大問題。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民主的政體」。「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統治的社會絕不是民主的社會，也不會長治久安的。」
任仲夷為什麼會留下這樣的「政治遺言」？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他親歷了毛發動的許多整人的政治運動。
任仲夷有過兩次挨整的經歷：第一次是1943年延安整風時挨整一年半。第二次是1966年文革爆發後挨整五年多。
上世紀40年代，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起延安整風運動。
當時，任仲夷在中共冀南行署工作。他回憶說：1943年11月，我被調到中共北方局黨校參加整風學習。不久，就開始「搶救失足者」。每個人都要寫自己的歷史，交代自己的問題，要求「對黨一條心，不能半條心，更不能兩條心」。審查者對每個人歷史的各個關節都要進行審查和質問，被審查的人如果答覆得不滿意，就被懷疑甚至肯定為有問題，就對他們進行所謂「搶救」。結果，「搶救」出許多「特務」、「內奸」，都是屈打成招的。
「在我被『搶救』時，『積極分子』們對我搞『車輪戰』（輪班對我進行晝夜盤問、逼供），曾在一個月中，只讓我斷斷續續地睡了幾個小時的覺（每次只叫打幾分鐘的盹）。」
黨校負責人楊獻珍勸我徹底「坦白」。我建議：「希望黨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說：「黨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說：「我相信黨。」他說：「黨認為你有問題！」我說：「我相信毛主席。」他說：「毛主席認為你有問題！」他還問我：「你知道你呆的這是什麼地方嗎？」我說：「是北方局黨校。」他說：「什麼黨校，是『格別烏』（蘇聯的特務機關，後來音譯為『克格勃』）！」我聽了這話，感到十分震驚，腦子像炸了一樣。
任仲夷被「搶救」、「軟禁」一年半後，沒有發現他當「特務」、「內奸」的證據，最後，總算解脫了。
1966年文革爆發時，任仲夷任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他被當成哈爾濱市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
任仲夷曾跟他的祕書潘東生談到，在文革的大小批鬥會上，他挨批2300多次，集中在前三年，小規模的批鬥會幾百人，大規模的批鬥會超過10萬人。潘東生很驚訝他能記得那麼清楚。他透露說，每挨批一次，就用筆在筆記本點一個圓點。有一次，造反派發現他的這個「祕密」，厲聲質問：「你想記翻天帳啊？」他回答說：「我是記錄接受教育的次數」，這才矇混過關。
在一次批鬥大會上，在造反派此起彼伏的聲討聲中，任仲夷被勒令站在一張木椅上，戴著三尺長的高帽子，上書「打倒黑幫分子任仲夷」幾個毛筆大字。他雙手被反捆，低頭彎腰，紅衛兵將一盆漆黑的墨汁從他的後脖頸灌入，一路流淌，從頭到腳。
時任《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李振盛，用鏡頭記錄下這瘋狂的一幕。美國《時代週刊》2000年總結上世紀發生的80件大事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任仲夷的這張照片作為代表。1998年，李振盛見到任仲夷時，將這幅照片送給他，他提筆在照片後面寫下：「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不能重演」。
潘東生回憶，任仲夷不止一次提到文革造成中國經濟社會的極大倒退，給千萬家庭帶來災難，給傳統文化造成致命傷害，甚至造成某些文化斷層。他曾講：「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文革不能淡忘，記住這段歷史，總結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決不能讓文革歷史重演。」
第二，他親歷了鄧發起的改革開放的風風雨雨。
毛發動的十年文革把中共折騰到幾乎亡黨的地步。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為了挽救中共於危亡，開始「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
1978年，任仲夷調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在遼寧，他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平反張志新冤案；二是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三是為經濟鬆綁。
張志新在文革中，因反對毛的極左政策，被扣上「反毛澤東、反江青、為劉少奇翻案」的罪名，被抓捕，被判刑，被酷刑，被割喉，被槍斃。當時毛的侄子毛遠新主政遼寧，華國鋒兼任公安部長。張志新的死與毛遠新、華國鋒有直接關係。
文革結束後，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要平反張志新冤案，阻力是相當大的。但是，任仲夷頂著巨大壓力，為張志新平了反。
文革結束後，華國鋒搞「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嚴重禁錮了人們的思想。
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矛頭直指「兩個凡是」，即毛的決策，毛的指示，如果被實踐證明是錯的，就要糾正。
此文一出，從中央各部委，到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許多領導人都在觀望，不敢表態。但是，任仲夷很快就表態，支持開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
1978年秋，鄧小平視察遼寧時說：「要讓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任仲夷理解，就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當時很多人受極左思想影響，談「富」色變。於是，他在全省開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讓不讓富、會不會富」的致富大討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主政遼寧期間，在農村和城市恢復了長期被視之為「資本主義尾巴」的自由市場，允許搞個體經營，為國企鬆綁，甚至提出在大連辦經濟特區。
1980年，任仲夷調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當時，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高層給了廣東特殊政策。鄧希望他在廣東辦好深圳特區，闖出一條改革開放的路來。
任仲夷到廣東後，充分利用中央給的政策，敢為全國先，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大膽實驗。
但是，他的一些舉措受到中共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有人甚至說：「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幸得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的支持，他才能闖過一些關、難。
在廣東，他雖然經歷了一些曲折，但總算「平安著陸」，沒有再次被打倒。從親身經歷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重阻力中，他深刻認識到，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沒法深入，改革的成果也難保。
第三，他對階級鬥爭理論的反思。
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大搞階級鬥爭的結果。毛製造的所有重大冤假錯案，都被說成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毛的許多「敵人」，都是他幻想出來的。
任仲夷後來反思說：「過去我們把政治等同於階級鬥爭，老是強調其階級性，講政治就是講階級鬥爭。這是不對的。其實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生活富裕，是他們總結了許多成敗教訓，才在管理國家方面取得了這些成就的。這是人類的文明，肯定有好的東西值得我們學習。」
任仲夷的「政治遺言」為何成泡影？
時至今日，任仲夷的「政治遺言」不僅沒能變成現實，相反已成泡影。中共政治沒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走向獨裁極權。為什麼？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鄧小平親手扼殺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鄧小平一度認識到，「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於是，他請當時的中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但是，1989年春夏之交爆發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敗」的學生民主運動，使鄧感到中共統治受到威脅，鄧下令20多萬軍隊進北京，製造了「六四」天安門屠殺。從此，鄧再也沒有提政治體制改革了。
1989年至今，中共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相反，出現了向文革的大倒退。鄧當年提出的、任仲夷在廣東實施的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國企鬆綁等，現在已被黨領導一切，權力不斷集中、國進民退等取代。
二是「共產主義幽靈」對中共領導人的操控。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習近平，都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
馬列主義是什麼？就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中的第一句話中所說的「共產主義的幽靈」。「幽靈」也被翻譯成「邪靈」。只要中共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就必然被「共產主義的幽靈」或「邪靈」操控。這是不以任何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比如習近平，他的父親在文革中挨整，他的母親，他本人，他的全家，都在文革中挨整。按照正常人的思維，他應該對文革深惡痛絕，他決不應該回歸文革。但是，今天，眾目睽睽下，習一步一步向文革回歸，向獨裁、專制、極權回歸。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的思想實際上是被「共產主義幽靈」操控著。
《共產黨宣言》崇尚暴力，今日中共仍然靠「槍桿子」（軍隊）、「刀把子」（專政機器）強力維持著，與民主政治相去十萬八千里。
結語
任仲夷是2005年去世的，至今已有19年。他生前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中共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他之所以留下上述「政治遺言」，是因為他沒有從根本上認識中共的本質是什麼。
其實，在任仲夷去世前一年，2004年11月，大紀元發表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將共產黨的老底揭穿了。共產黨無論它表面上說得多麼天花亂墜，它都是一個以「假、惡、斗」為本質特徵的邪教。
認清共產黨的本質，就不難理解任仲夷的「政治遺言」為何成泡影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