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問責規定（試行）》，重申推動金融監管真正做到「長牙帶刺」、有稜有角，敢於較真碰硬，敢管敢嚴，並長期堅持。
不知是巧合還是故意安排，次日，5月28日，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華融國際」前總經理白天輝受賄超過11億元，判處死刑。反腐判死刑是相當罕見的，而華融竟然出了兩個。在白天輝之前，前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賴小民於2021年1月29日被天津二中院執行死刑。
在腐敗的猛攻下，作為中國資產規模最大的不良資產處置機構，華融竟然也成為「不良資產」被處置（截至2022年末，中國華融負債總額為9,069.47億元；之前，4月1日，中國華融因未能發布2020年度業績而被迫停牌），被中信收入麾下，今年1月26日正式告別金融舞台，易名為「中信金融資產」。
華融算是塵埃落定，但與華融於1999年同時出生的另外三家AMC——中國長城、中國東方和中國信達，命運則未可知。官媒新華社曾報導，為響應官方機構改革方案，中國信達、中國東方和中國長城將於近期劃至中投公司。這一籌劃已久，相關消息去年已在業內傳播，但具體方案和落地時間至今沒有下文。表明難度甚大。
為什麼呢？一個主因是這四家AMC的經營狀況實在太差。今年1月4日，惠譽（Fitch Group）全線下調對這四家的評級；1月19日，穆迪亦跟進下調。中投公司又不是傻瓜，怎肯輕易進來收拾爛攤子？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金融業的危險狀況和中共「拆彈」之不易。
習當局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就提出了「三大攻堅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之後5年搞「精準拆彈」，對P2P一刀切、打擊互聯網金融等等，製造了無數金融難民；但不敢對中國金融的主體——銀行業、特別是國有六大行動真格；又加上2021年樓市泡沫破滅、經濟大盤動搖、金融風險高企；這些都迫使中共「二十大」高喊「監管」——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事實上，如果金融不發展，再怎麼監管，也安全不了；另一方面，如果金融發展是畸形的，劣幣驅逐良幣，監管也必然是徒勞的。因此，只有良性發展才是安全的，所謂「一個好的競爭者勝過十個監管者」。
中共呢？不去直面問題，研究金融業如何良性發展，而是把重心放到了「監管」上，把馬雲的諫言（2020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的演講）當作挑釁，一巴掌拍死。
加強「監管」，必然激化金融業內部的權力爭奪和中共派系鬥爭（金融業這塊肥肉一般人吃不著的），金融業人士更多躺平。
對此，習當局的對策是「一體推進懲治金融腐敗和防控金融風險」，所謂既打「老鼠」，又護「玉盤」。具體做法有二。
一是加強「巡視」，高壓威懾。2021年9月，中央巡視組對25家金融單位開展常規巡視，包括央行、原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中投公司、3家開發性/政策性銀行、五大行、中信集團、光大集團、4家保險公司、上交所、深交所、4家AMC（資產管理公司）。2023年4月，二十屆中央第一輪巡視對5家中管金融企業黨委開展巡視「回頭看」。今年4月，巡視工作條例修訂完成後開始的首輪巡視，把經濟部門和金融單位當重點，包括國家發改委、財政部、金融監管總局、證監會、央行等國務院部門，外匯局、上交所、深交所、中信集團，工商銀行、農業銀行等五大行，以及人壽保險、太平洋保險、出口信用保險3家保險公司也被囊括其中；此次巡視還特別提到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而十九屆中央第八輪巡視的說法是「加強對主要負責人和領導班子的監督」。看來，習當局「著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動解決突出問題」，主要瞄準的是各金融單位的「一把手」。
一是金融「打虎」。2023年，按照不完全統計，中紀委通報的金融系統內接受執紀審查的幹部超過90名。2024年，截至五月中旬，陸媒南都灣財社記者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的公開通報為統計口徑，被查金融幹部接近30人，其中「中管幹部」1人，「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國企和金融單位幹部」21人，「省管幹部」6人，涉及監管系統，也包括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細分領域，而銀行體系則成為金融幹部的最大的「落馬坡」。
這次由政治局會議審議《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問責規定（試行）》，表明在習當局眼裡，金融風險防範已經不僅僅是專業領域的政策調整，而是牽一髮而可能動全身的關鍵所在。
會議措辭嚴厲，提出兩個「進一步」（進一步推動在金融領域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切實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進一步壓實金融領域相關管理部門、金融機構、行業主管部門和地方黨委政府的責任），表明在監管上繼續加碼。
在監管上繼續加碼，不一定能防風險，但肯定使金融業與習當局的矛盾「進一步」激化。這突出體現在習當局對金融業的一種取向：破除在金融業流行的「西方優越論」「金融精英論」等錯誤思想，以及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打造中共特色的「金融文化」。
金融是高度專業化的。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的中國金融業，其從業人士不會公開反擊習當局，但會軟抵抗。例如，如以《商業銀行法》規定的商業銀行「三性四自」經營原則（即以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為經營原則，實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為藉口，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讓習當局的相關政策難以落地。
對中國金融業來說，面臨的是雙重風險，除了金融本身的高風險之外，還有獨特的政策空轉風險，這在全世界都算是獨一無二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