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文字獄案，拉開了瘋狂的「十年浩劫」文字冤案的序幕。
所謂「三家村」，其成員有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三人在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線》雜誌上，以「三家村札記」為欄目，化名馬南星，連續發表敢於講真話的文章，談古論今，議論風生，名重一時。但其時業已「通天」的姚文元率先發難後，全國各地聞風而動，大抓「三家村」式的「反黨小集團」。幾百號人的基層單位，也應時大抓「三家村」分店。其打擊對象多是舞文弄墨的筆桿子，當然也包括有所謂「反黨言行」的普通群眾，反正湊夠人數即扣上「三家村」的帽子，罪名皆可用「莫須有」來概括。
「三家村」的三位當事人在受迫害中更是首當其中。
鄧拓，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侯補書記。
鄧拓被控為「三家村」黑店的掌柜。
1966年3月，北京城同往年一樣，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但一股看不見的政治空氣卻與大自然的氣候顯得極不協調。31日，康生從上海帶回了「最高指示」，北京市委召開會議，傳達中央精神，要公開批判《燕山夜說》和《三家村札記》。
會後，鄧拓被勒令在家停職反省。不准外出。
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鄧拓寫的文章總共一百七十一篇。
1961年3月21日，鄧拓發表了以倡導掌握更廣博的知識為主題的文章《歡迎雜家》。文中寫道：現在我們如果不能承認所謂「雜家」的廣博知識對於各種領導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那將是我們的很大損失。
姚文元聲稱他抓住了這篇文章的要害就是「領導工作」。然後無限上綱。姚文元寫道：很清楚，從上面鄧拓的話看，這個「雜家」就是那些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地主階級分子及這些階級的知識分子，就是一小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他們以自己的知識為「資本」，正在拚命地混進來或爬上去，篡奪各級的領導崗位，改變無產階級專致的性質。
姚文元又寫道：鄧拓要我們重視「雜家」對「領導工作」的「重要意義」，就是要黨向他們開門，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雜家」來奪取各種領導工作的領導權，同時抓取「科學研究」工作即學術界、思想界的領導權，為資本主義復辟準備輿論。歡迎「雜家」這個口號，是「三家村」為了支持剝削階級分子篡奪領導權提出的。
姚文元對「雜家」二字這麼一注釋，再來個無限上綱，輕輕鬆鬆一篇雜文，便成了一篇殺氣騰騰的反黨文章了。鄧拓當然也就成了妄圖篡黨奪權反黨分子。
鄧拓另一篇文章《堵塞不如開導》，講的是鯀和禹治水的兩種不同方法：一個是堵，一個是導。前者完全違背了洪水奔流的自然規律，其結果只能失敗；後者符合自然的規律，結果勝利了。鄧拓以此希望人們從中能領悟一些古人的經驗教訓，凡事都要按客觀規律辦事才能成功，否則就要失敗。
姚文元抓住文章中「積極開導使之順利發展」這半句話，從另一句中找出「一切事物」四個字，拼接成一句話加以批判。並對「一切事物」解釋為包括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黑暗的事物。經姚文元這樣一拼接一解釋，鄧拓便成了要求我們對「反社會主義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順利發展的」的資本主義勢力的「開路先鋒」了。
真是風馬牛不相及。欲加之罪，竟用了「移花接木」法。
鄧拓另一篇文章《說大話的故事》中，引用馬謖真人真事和季孫氏、趙國方士的故事，井借用管仲的一句名言：言不得過其實，實不得過其名。意在告誡人們千萬不要說大話，不要吹牛。鄧拓寫道：……千萬不要說大話，不要吹牛，遇事要採取慎重的態度，話要說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聲更要小一些。
姚文元抓住《說大話的故事》《多學少評》《兩則外國寓言》《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個雞蛋的家當》幾篇，誣陷鄧拓利用這些文章颳起反黨妖風，誹滂和誣衊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咒罵黨中央，妄想推翻黨的總路線，為企圖復辟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務；利用由於嚴重自然災害而產生的某種經濟上的困難，集中掀起一股攻擊總路線的黑風。
鄧拓被扣上好幾頂大帽子。
鄧拓被扣的帽子包括以反對說大話，行反對大躍進之實；攻擊大躍進是「吹牛」、「升虛火」、「發高燒」……
這種形勢下，鄧拓預感到，他在劫難逃了。
進入五月份，形勢更加險惡，彷彿北京城要炸裂一樣。聲討之聲，如雷貫耳；翻開報紙，每天都有通欄標題：《堅決同鄧拓鬥爭到底》《鏟除反黨反社會主義毒草》《「三家村」黑邦是民族敗類》。打開收音機，從早到晚也儘是「徹底鏟除」、「憤怒聲討」之聲。這分明已經遠遠超出思想鬥爭、學術討論的範疇。
5月16日，更大的打擊降臨到鄧拓頭上。《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文中宣稱：鄧拓是一個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在抗日戰爭時混進黨內。他偽裝積極，騙取黨和人民的信任，擔任了《人民日報》的重要職務。
「叛徒！」鄧拓看到這頂嚇人的帽子，一下子昏了過去。
經過一天的熬煎，即5月17日深夜，在一家人熟睡之後，鄧拓拿起筆，寫下自己最後的「申辯」，稱他的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
信中流露出，他在狂風暴雨般的批判聲討聲中，已萌生了輕生的念頭。緊接著，他給妻子寫了封絕命書。信裡說：
「我因為趕寫一封長信給市委，來不及給你們寫信。此刻心臟跳動得很不規律，腸疾又在糾纏，不多寫了。
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脫了我所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
永別了，親愛的！」
5月18日凌晨，鄧拓自殺，以死做了最後的抗爭。
火化時，鄧拓用的是假名。除親屬外，誰也不知道白色被單裡裹的是什麼人。
吳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
吳晗被控是「三家村」黑店的另一個代表人物。
吳晗是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各種報刊雜誌對吳晗實行圍剿。這些聲討文章說：廬山會議前夕，吳晗寫了《海瑞罵皇帝》；廬山會議後，我們黨罷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官，吳晗又寫了《海瑞罷官》，實際上都是配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很顯然，吳晗在為被黨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
一場文字獄案就這樣降臨到了吳晗頭上。
1966年3月，中共北京市委做出決定，要吳晗化名李明光，到北京市郊昌平縣大東流公社參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京市委的這項措施，意在讓吳晗換個環境，使他免遭「文鬥」之苦。在農村，吳晗每天都能從廣播裡聽到聲討之聲，不是「砸爛」，就是「打倒」。吳晗下鄉不到一個月，就被調回北京，在民盟接受批判。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了。從此，從圍剿吳晗、《三家村》，擴大到在全國各地從中央到地方揪《三家村》、《四家店》，揪各級所謂的「走資派」。鬥爭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開始是以報刊雜誌為陣地，進行所謂的「討論」，演變擴大成以「批鬥台」、「揪鬼台」為陣地，進行憤怒聲討式的「文鬥」。很快，這種「文鬥」不過癮了，又迅速發展進化為以揪鬥，毒打，坐「噴氣式」等各種形式的武鬥。
1966年6、7月份以後，吳晗幾乎每天都被拉出去批鬥、揪鬥、毒打。起先還文明點，只是在台上低頭認罪、接受批判；不久，他就坐上了「噴氣式」，並遭毒打，經常被打得遍體鱗傷，頭破血流。
當時，毒打所謂的黑幫分子是不分場合的。有時在批判台上拳打腳踢，有時在臨上批判台前在台下先打，給你個下馬威，還有在路上打，在關押的地方打，在家裡打。總之，隨時隨地可以批、可以鬥、可以打。
1968年3月，吳晗被冠之以「叛徒」的罪名逮捕入獄，但他的悲劇並沒有至此結束。在獄中，法西斯式的毒打審訊，使吳晗舊傷痕上又添新傷痕，而且由於挨打造成的內出血，使他說話呼吸都十分困難。
1969年10月11日，殘酷的虐待使吳晗口吐鮮血，猝然死去。時年60歲。
吳晗慘死了。他的家呢？用四個最通俗的宇就可概括：家破人亡。
吳晗被關進監獄後，百病纏身的吳晗夫人袁震被強行送進勞改隊，並被關在陰暗潮濕的小浴室裡。精神的重壓、病魔侵襲、和法西斯的待遇，她很快垮了，全身癱瘓不能自理。僅靠年僅13歲的女兒小彥照顧。小彥每天要奔波幾十里去照料母親，還要照顧弟弟，還要替媽媽幹分給「黑幫」的活。
1969年3月，袁震才被允許由兩個孩子接出治病。當天半夜，袁震病情突然加重，兩個孩子忙把母親送到醫院。可袁震是「大黑幫」吳晗的夫人，醫院未採取積極的搶救措施，致使袁震病情急驟惡化，開始昏迷不醒。3月18日清晨，袁震從昏迷中甦醒，她想喝口稀粥，兒子小彰趕快去找粥，粥還沒找來，袁震已經停止了呼吸。
小彥擔起了照料弟弟的生活擔子。
生活上超負荷的磨難，使小彥那脆弱的神經再也承受不了。1973年6月，小彥患了精神分裂症。發病時，逢人便說：爸爸沒有死。或見人就問：人要是死了，還會流淚嗎？她將母親的骨灰盒放在床頭，日日哀悼。1975年8月，小彥給中央專案組寫信，提出：給吳晗作結論，要吳晗骨灰，發還抄去的書籍。
1975年秋，社會上颳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逆流，小彥與好友小李議論過「四人幫」，災難來了，以影響「首長安全」和「攻擊首長」的罪名，她被逮捕入獄。這一意外打擊，使她神經更加錯亂，她哭鬧，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毆打。門牙被打掉了，頭被打出血，頭髮扯得七零八落。她被送到精神病院，毫無人道的監護人員竟跑到醫院非法審訊她。
在醫院的一再要求下，小彥被暫時放回家養病。但小彥已被折磨得身心俱殘，走投無路。在絕望中她選擇了死。
1976年9月23日，小彥結束了自己年僅21歲的年輕生命。
廖沫沙，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長。
廖沫沙被稱為「三家村」裡小兄弟。
1966年春天，廖沫沙正參加北京市郊的「四清」。4月16日晨，收音機裡播音員正用不同尋常的聲音播送《北京日報》《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歷數了吳晗、鄧拓和他的「罪狀」。他一下子大驚失色。
廖沫沙的主要罪狀是用文章攻擊「偉大的黨」、「社會主義事業，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進入夏秋之際，那種主要是「憤怒聲討」的精神摧殘，被肉體摧殘、靈魂毀滅所代替。他被揪出去沒完沒了的批鬥，坐「噴氣式」更是家常便飯。1968年，廖沫沙被關入臨時性的「監獄」。這個監獄是一所學校改裝的，囚室的窗戶都按了鐵欄杆，玻璃塗上油漆。從此，他與世隔絕，一晃竟達八年之久。八年中，在這鐵欄杆封鎖的小屋裡，他精神備受摧殘，肉體慘遭折磨。受審時，回答不上所提問題，便拳腳相加，打他踢他，他胸口猛挨一拳，立感心口絕悶，幾乎暈倒。有一回，看守人員將毛巾塞進他嘴裡，按在床上痛打一頓。看守走後，廖沫沙一抽毛巾，鮮血直流，一排牙齒被打鬆動了。
1975年的一天，廖沫沙被管理人員叫去。
「中央決定下放你去江西。」
「讓我回家看看吧!」
「來不及了，明天就走！」
「你們用車送我和家人見個面也行。」
「不行，到江西後親屬可以去探望。」
這完全是流放啊！
廖沫沙終於沒能與家人見面，他被遣送到江西一個林場，化名唐家權。
流放生活，從1975年開始，到1978年春，歷時三年。從1966年蒙冤，1968年入獄，非人生活竟達十年。
廖沫沙終於回到了百花爭豔的北京城，經過二年多的治療，他那受盡創傷的身體才得到恢復。
在「三家村黑店」裡，他算是最最幸運的一個了。
（摘編自劉興華著《瘋狂的歲月——文革酷刑實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