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宣布黨內存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必須發動群眾揭露。這標誌著文革在中央層面正式啟動。而真正讓文革變成群眾運動的，是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事件。
5月25日，北大教師聶元梓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這三個人是當時北京大學的主要負責人。這張大字報指責他們實行「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號召「堅定地、徹底地、乾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
6月1日，毛澤東命令向全國廣播了聶元梓的一張大字報。當晚，中共中央派「工作組」進入北大取代那裡原來的領導。北大和全國的大學中學在此後全面停課。北大原來的整套領導幹部一起變成了「黑幫份子」，成為文革首當其衝的打擊對象。陸平、彭佩雲被宣布撤職。
除了大字報「揭發」，校園裡還出現了大量 「揪鬥」幹部和教師的場面——給他們戴高帽子，往他們身上貼大字報，推人，打人，揪頭髮。
當時工作組把所有的幹部和教師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然後對他們指定的打擊對象作攻擊。雖然所有的幹部和教授都表示願意檢討自己，「改正錯誤」，但是他們仍然遭到窮追不捨的「揭發」和「批判」。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園發生了著名的「618事件」，原來零散發生的暴力行為，在這一天發展成大規模的集體性的暴力行動。
那一天，一些學生未報告工作組，就在全校範圍內對那些已經被「揪出來」的人展開了大規模的暴力攻擊。他們在多處場地，把校系兩級和學校附屬單位的正在受到「批鬥」的人拉來「鬥爭」，實際上是毆打和進行人身侮辱。幾十個學生到中文系辦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賢策（註：時任中文系黨總支書記）揪出來」。程賢策在倉促中逃入一個女廁所。正在廁所中的一位女職員受了一驚，但是立刻幫他藏好，並試圖阻止學生闖進女廁所，但是學生不聽，硬把他從廁所裡抓了出來。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也被抓來。學生用拳頭和棍子打他們。有學生一皮帶就把王瑤打倒在地。有學生從廁所裡拿來放在馬桶旁邊的大便紙簍，扣在也被「揪出來」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向景潔身上還被倒了幾瓶墨水。
同一天，北大生物系講師和中共總支副書記胡壽文，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
當天北京大學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這樣野蠻的方式「鬥爭」。
作家、哲學家周國平當時是北大哲學系四年級學生。「618事件」的主要發生地點就是他住的38樓前，他目睹了全過程。他在《我的心靈自傳》中回憶當時的情形說，「6月18日上午，哲學系若干學生把本系的『黑幫分子』揪來，在樓門口的台階上進行批鬥。所謂『黑幫分子』，在哲學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們的年級主任陳老師亦在其列，在學校和其他各系則是指當權派。事情發展得極為迅速，別系的學生紛紛效仿，揪來了他們系或校一級的『黑幫分子』。在學生宿舍樓裡，只有38樓的樓前有高台階，很適合做『鬥鬼台』。那些獸性發作的學生把廁所裡裝便紙的鐵絲簍拿來，套在被鬥者頭上，又朝他們頭上臉上澆黑墨汁和紅藍墨水，逼他們下跪，拳腳相加，鬥畢押往校園遊街。在這場暴行中，活躍著我們班一個同學的身影。我在一旁無言佇立，一陣陣冷顫，為人的醜惡而震驚。」
雖然工作組大力鼓勵學生揭發批判「黑幫份子」和「反動學術權威」，並計劃懲罰那些被劃入「第四類」的人，要把他們送去「勞改」，但是對於6月18日在北京大學出現的那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表示反對。北京大學工作組寫了「第九號簡報」，反對「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給各學校，要求各地參照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做法，制止學校中的「亂鬥現象」。劉少奇不是不要學生「鬥」人，而是不要他們「亂鬥」。
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連兩天，「中央文革小組」到北京大學召開全校群眾大會，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是這個「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大會上講話，內容之一，是攻擊北大工作組對待「618事件」的做法，他們讚揚「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責備北京大學工作組是一個「障礙物」。他們宣布北大工作組是一個壞工作組。
在7月26日的大會上，就在江青等人的旁邊，在北大一萬師生員工面前，北大附中的學生彭小蒙用銅頭皮帶打了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這是最早的在大會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當時還只是一個中學生小組的「紅衛兵」，五天後毛澤東寫的支持信中點名表揚了她。因為得到毛澤東和其他文革領導人的明確支持和提倡， 暴力行為從此全面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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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晟睿）